十大元帅

十大元帅介绍

十大元帅是指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十位军事家。
他们分别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我怀着崇敬之心整理了十大元帅的事迹,如有谬误,请留言批评指正,不胜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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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

十大元帅是指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十位军事家。
他们分别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我怀着崇敬之心整理了十大元帅的事迹,如有谬误,请留言批评指正,不胜感谢!

中文名:十大元帅        授予年份  :1955年 
国籍 :中国          职业    :军事家,战略家 
人物 :朱德、彭德怀、林彪等  颁发军衔者 :毛泽东 所属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 
性质 :军衔

目录:
一、 评选过程
二、 授勋典礼
三、 人物介绍
  3.1 朱德
    3.1.1 生平经历
    3.1.2 大事年表
    3.1.3 家庭情况
    3.1.4 诗词作品
    3.1.5 人物评价
    3.1.6 相关延伸
  3.2 彭德怀
    3.2.1 生平经历
    3.2.2 家庭情况
    3.2.3 诗词作品
    3.2.4 人物评价
    3.2.5 相关延伸
  3.3 林彪
    3.3.1 生平经历
    3.3.2 家庭情况
    3.3.3 人物评价
    3.3.4 相关延伸
  3.4 刘伯承
    3.4.1 生平经历
    3.4.2 家庭情况
    3.4.3 人物评价
    3.4.4 相关延伸
  3.5 贺龙
    3.5.1 生平经历
    3.5.2 人物评价
    3.5.3 相关延伸
  3.6 陈毅
    3.6.1 生平经历
    3.6.2 功绩
    3.6.3 人物评价
    3.6.4 相关延伸
  3.7 罗荣桓
    3.7.1 生平经历
    3.7.2 大事年表
    3.7.3 主要著作
    3.7.4 相关延伸
  3.8 徐向前
    3.8.1 生平经历
    3.8.2 大事年表
    3.8.3 人物评价
    3.8.4 相关延伸
  3.9 聂荣臻
    3.9.1 生平经历
    3.9.2 个人荣誉
    3.9.3 家庭关系
    3.9.4 人物评价
    3.9.5 相关延伸
  3.10 叶剑英
    3.10.1 生平经历
    3.10.2 个人贡献
    3.10.3 人物评价
    3.10.4 相关延伸



一、评选过程

  1955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军委提出的授衔名单。因此,彭德怀要罗荣桓、宋任穷等代为起草国务院总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呈请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函稿。9月3日,罗荣桓等将起草的函稿呈周恩来并刘少奇审查修改,并提出由国务院秘书处转送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罗荣桓等在该函稿中明确提到:“中央已决定现任军委委员之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1位同志均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在决定实行军衔制时,中共中央决定,已到地方工作的部队干部原则上不参加授予现役军衔,考虑到历史情况和现实需要有的人可以授予预备役军衔。陈毅和邓小平,除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与军事工作直接有关外,主要还是从事政府和党务工作。陈毅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军队中都没有其他职务。按照这一原则,既可以给他们授军衔也可以不授。
  1955年9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议的议题之一是有关授予元帅军衔问题。1955年9月11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授予元帅军衔问题。因周恩来在北戴河,1955年9月9日和11日的这两次书记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1955年9月11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谈了自己的意见,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周恩来说:“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原也有元帅军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根据材料,笔者判断:1955年9月11日晚的这次会议,即举行授衔、授勋仪式前的半个月,中央才最后敲定授予朱德等10人元帅军衔。大致可以判定,在这两次会议上,中央决定邓小平不授元帅军衔。同时,对是否授予陈毅元帅军衔也出现了不同意见。因此,才有了周恩来1955年9月11日主张陈毅还是授衔的电话。也就是说到9月中旬10个元帅才最后确定下来。
  9月16日,国务院第十八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授予解放军有功人员勋章的第一批名单等问题时,主持会议的陈云解释说:有些同志曾长期在解放军中服役,转业了,没有授予军衔。授元帅的同志定为10位,也不是可以授予的都授。如邓小平同志,在革命战争中对建军和指挥作战都是有功的,也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考虑可以授予,但他的工作主要是做中央秘书长,搞个元帅不好,他自己也认为还是不授予好。毛主席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可授大元帅衔,但经中央和毛主席本人考虑,还是不授了,将来需要,什么时候授都可以。同一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授予朱德等10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5年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审议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同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发布授衔命令。9月27日,在中南海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典礼,朱德等10人被授予元帅军衔,刘伯承、林彪因有病未出席授衔、授勋典礼。


二、 授勋典礼

  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元帅军衔及授予勋章典礼,毛泽东主席颁发命令状,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元帅”由此确立。


三、人物介绍

3.1 朱德(1886-1976)

  朱德,1886年12月1日生,字玉阶。四川仪陇人。 
  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
  1913年后在滇军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曾参加护国运动、护法运动。
  1922年赴德国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到苏联学习军事,次年回国。
  1927年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
  1928年参与领导湘南起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同年4月,率起义军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
  1930年起,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春和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严正批判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坚决拥护和支持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长征途中,对张国焘的分裂红军和叛党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转战晋察冀鲁豫等省,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1940年冬,提出“南泥湾政策”,对发展大生产运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三大战役,随后又和毛泽东一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为推翻国民党统治,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49年11月至1955年5月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是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八届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1959年4月起任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3.1.1 生平经历

  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
  1909年初到昆明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 1911年10月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
  1915年12月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
  1917年7月任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琪瑞的护法战争。
  1921年春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2年8月为寻求革命真理赴德国,在柏林结识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德国格丁根市一所大学里留学。
  1925年年内返回柏林,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政府逮捕,并被驱逐出境。
  1925年7月到苏联学习军事。
  1926年夏回国,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四川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
  1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革命军事干部。
  1927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军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后,主力在潮汕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击败,他率领余部转至湖南南部,发动农民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
  1928年4月率部万余人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随即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他和毛泽东指挥部队多次战胜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9年1月和毛泽东率部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进军,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0年8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先后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长征途中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分裂共产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不久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协同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尔后指挥八路军各部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了许多抗日根据地。曾先后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所辖部分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共同作战,维护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
  1940年5月返回延安,提出“南泥湾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
  1945年4-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解放战争中,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1947年3月同刘少奇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他亲临华北前线指导作战,取得了清风店、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开创了攻克坚固设防城市的先例。在战略决战阶段,他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9年4月和毛泽东一起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渡长江南下的作战命令,最后推翻了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
他在长期的军事生涯特别是革命战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并逐步形成一整套适合人民军队建设和作战需要的关于带兵、练兵、养兵、用兵等重大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在中国红军初创时期,他同毛泽东共同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指导原则。以后又写了许多军事论文,论述运动战、山地战、隘路战、遭遇战、追击战、袭击战、攻坚战、歼灭战等战术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在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连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1956年9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他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极其关心并积极主张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及时提出一系列正确的建军方针和原则,对陆、海、空和装甲兵、炮兵等诸军兵种的建设和发展,对军事院校工作和培养现代军事人才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他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调查研究,对发展工业、矿业、农业、商业、外贸、财政、交通等项事业,都提出过不少中肯的意见和重要的主张。他一贯主张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实行多种经营方式,主张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对于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提出纠正意见。建国初期,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为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维护党的组织纪律,克服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还多次出国访问、会见外国领导人,增进了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遭到林彪、江青集团的侮辱和打击,但受到毛泽东的保护。
  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

3.1.2 大事年表

1886年—1909年

1886年  12月1日,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一个佃农家庭。
1892年  入药铺垭私塾读书,取名代珍。后改读于地主丁家私塾。
1896年  迁居大湾后入席家碥私塾,取字玉阶。
1905年  参加县试、府试,改名朱建德。秋,清政府诏令自丙午(1906)年停止科举考试。
1906年  先后进入南充县高等小学堂、顺庆府(今南充市)中学堂学习。次年考入四川省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
1908年  毕业后到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
1909年  到昆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改名朱德。冬,加入同盟会。次年夏,因学习成绩优秀,被选送特别班。 

1911年—1920年

1911年  8月,从特别班提前毕业,被分至云南新军左队。见习期满后,任司务长。10月,参加云南响应武昌辛亥革命的“重九起义”。后随云南军政府派遣的援川军入川南支援反清斗争。
1912年  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原讲武堂)军事教官。
1914年  调往云南边境驻防。先后担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期间,在与土匪作战中,逐渐摸索总结游击战经验。
1915年  12月,率部赴昆明,次年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在作战中,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少胜多,骁勇善战,屡建战功。
1917年  7月,参加反对段祺瑞毁弃《临时约法》的护法战争,任滇军旅长。
1920年  在驻防四川泸州期间,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启发,逐渐认识到“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行不通”,必须寻找一条新的救国道路。和挚友孙炳文商议,准备出国考察。

1921年—1930年

1921年  春,随入川滇军返回昆明,驱逐云南都督唐继尧。在同事们的挽留下,暂时放弃辞职离滇的请求,担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
1922年  1月,调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3月,因唐继尧纠集旧部返回云南,被迫逃离昆明,辗转回川。7月,到北京与孙炳文会合,筹办出国事宜。8月,到上海先后会见孙中山、陈独秀等,并向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遭到拒绝后,和孙炳文离沪赴欧洲考察。10月,在德国柏林会见周恩来。11月,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  抵德国哥廷根。
1924年  进入大学学习,并领导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 
1925年  在德国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表示“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因参加革命活动,曾两次遭柏林警察当局逮捕。7月,由德国赴苏联学习军事。
1926年  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安排下,回国参加北伐革命。7月,赴四川万县动员川军杨森部易帜以策应北伐。9月,和陈毅一起领导万县各界群众开展反抗英军屠杀中国民众的运动。同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11月,和杨闇公、刘伯承共同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策划在四川省泸州、顺庆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  1月,根据党的指示,赴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该团团长。4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6月,因朱培德在江西“清共”,离南昌赴武汉。7月中旬,奉党中央指示,返南昌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随后任第九军军长,率起义军先遣部队南下广东。10月,在广东三河坝与敌激战,后率起义军主力余部转战赣粤湘边境。期间,对部队进行思想、组织、纪律整顿,坚持游击战争。
1928年  1月,领导发动湘南起义。4月,率部万余人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随即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称红四军),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和毛泽东等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决,并取得了五斗江、新老七溪岭、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
1929年  1月,和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以武装斗争发动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扩大红军力量,开创工农武装割据新局面,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打下基础。
1930年  6月,在福建长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红一军团),任总指挥。开始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8月,在湖南浏阳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任总司令。后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国红军总司令。
 
1931年—1940年

1931年  和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大规模“围剿”。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红军问题报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军事人民委员,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3年  3月,和周恩来率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9月,国民党军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共产国际派遣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采用错误的战略战术。
1934年  1月,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红军建设》的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0月,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35年  1月,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8月,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军北上,朱德率红军总部随左路军行动。9月,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错误方针、另立中央。朱德和刘伯承一起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行为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1936年  6月,促使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甘孜地区会合,再一起北上。10月,率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1937年  7月,全国抗战开始。8月,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不久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9月,率部赴山西抗日前线,和彭德怀部署平型关战役,后又配合忻口会战,并指挥八路军各师实行战略展开,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  2月,率八路军总部向太行山区挺进。3月,就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4月,指挥八路军和部分国民党军粉碎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同年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1939年  3月,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反“扫荡”斗争,粉碎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的第二次“九路围攻”。
1940年  3月,指挥八路军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5月,返回延安。7月,和彭德怀、左权联名部署“百团大战”。冬,为解决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提出军垦屯田政策。

1941年—1950年

1941年  春,亲自勘察南泥湾,并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兼任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
1942年  5月,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年,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1943年  亲自主持、指导陕甘宁边区驻军的生产运动,提倡开展生产竞赛活动。
1944年  10月,和毛泽东联名发布《关于华北准备反攻工作的指示》。
1945年  4月,出席中共七大,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8月,日本政府宣布要求投降。以延安总部总司令名义向解放区抗日部队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准备受降。9月,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和刘少奇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1946年  6月,蒋介石发动内战。和毛泽东发表声明:我军将坚决采取自卫手段。12月1日,六十岁诞辰,中共中央为其祝寿,毛泽东题词:“人民的光荣”。
1947年  3月,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和刘少奇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工作。10月,和彭德怀联名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协同解放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11月,亲自筹划、指导石家庄战役,开创对大中城市进行攻坚战的先例。
1948年  年初,主持召开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兵工生产,为战略进攻提供军火保障。5月,赴华东野战军指导工作。秋冬,协助毛泽东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9年  3月,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后和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4月,和毛泽东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9月,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10月1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同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1月,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50年  10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0月至12月,赴山东、东北等地向即将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作动员报告。

1951年—1960年

1951年  9月,出席中央军委召开的各兵种、各军区军事干部集训会议,作《统一训练计划,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讲话。
1952年  3月5日,致函周恩来,建议在清明节动员全国党政军民都种一天树。8月至9月,到东北三省视察。
1953年  2月,致函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把组织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12月,出席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致开幕词。
1954年  4月,到南京军事学院监督第一期毕业学员举行国家考试。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  到中南、华东、华北等地视察。8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访问朝鲜。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接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2月至翌年3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先后访
问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蒙古等国。
1956年  9月,出席中共八大。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副主席。
1957年  3月,致函党中央、毛泽东,建议军工、民用生产相结合。年内曾到湖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自治区视察。
1958年  1月,发表《勤俭持家》一文,指出社会主义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并不是“吃大锅饭”。年内到华东、华北、西北、新疆、中南等地视察。
1959年  3月,率中共代表团访问波兰,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匈牙利。4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7月至8月,出席庐山会议。后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受到林彪的攻击。年内曾到广东、湖南、上海、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西、甘肃等省、市视察。
1960年  到上海、广东、湖北、陕西、贵州、四川、山东、浙江、安徽等省、市视察。致函党中央、毛泽东,提出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 

1961年—1970年

1961年  年内到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四川、陕西、河南、河北等省、市视察。致函党中央、毛泽东,建议停办农村公共食堂,恢复集市贸易。
1962年  1、2月,出席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年内到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山东、陕西、四川、云南、湖北、天津、江苏、广东等省、市视察。致函党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对农民限制得过死,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1963年  年内曾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陕西、四川、河南、江苏、安徽、山东、天津等省、市视察。致函毛泽东等,提出应当十分注意发展经济作物,发展集体副业和社员的家庭副业。特别是山区和丘陵地区,搞多种经营的门路很多,应大力恢复和发展。
1964年  年内到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自治区视察。12月,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65年  年内曾到广东、四川、云南等省视察。12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指出,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不能发展了。
1966年  1月至3月,到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广东等省视察。 5月,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受到错误的批判。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再次受到错误的批判。
1967年  1月,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要注意解决。同月,受到江青一伙指使下的造反派的攻击。
1968年  10月,出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会上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攻击和诬蔑。
1969年  4月,出席中共九大,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在“加强战备”的背景下,被疏散到广东从化。
1970年  7月,从广东回到北京,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8月,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

1971年—1976年

1971年  10月,致函党中央、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央对林彪反革命集团采取的措施。
1973年  8月,出席中共十大。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1974年  8月,在秦皇岛视察海军舰艇部队。
1975年  1月,主持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76年  7月6日,在北京逝世。

3.1.3 家庭情况

夫人

萧菊芳(云南人,1916年,病故)
陈玉珍(四川人,1922年,失散)
贺治华(四川人,1926年,分手)
伍若兰(湖南人,1929年,就义)
康克清(江西人,1992年,逝世)

儿子

朱琦(萧菊芳所生)和儿媳赵力平
孙子朱援朝,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孙子朱和平,全国政协委员、空军少将军衔、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
孙子朱全华,任朱德公益基金管理委员会执行主任。
孙女朱新华,任解放军总医院干休所门诊部主任。
孙子朱国华(1983年,死刑)

女儿
朱敏(贺治华所生)和女婿刘铮
外孙刘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学院副院长。
外孙刘康,从事中德之间的商务交流。
外孙女刘敏,法语译员。
外孙刘武,解放军某研究所大队长。

3.1.4 诗词作品

太行春感       (1939年春)
寄语蜀中父老     (1939年)
出太行        (1940年5月)
和董必武同志七绝五首
赠友人        (1941年)
游南泥湾       (1942年7月10日)
和郭沫若同志《登尔雅台怀人》
和董必武同志《三台即景》
步董必武同志原韵两首
感事八首用杜《秋兴》韵·冀中战况
贺晋察冀军区歼蒋第三军
新农村
十月战景
攻克石门
战局时局
寄南征诸将
寄东北诸将      (1947年11月)
贺董老六三大寿并步原韵(1948年2月)
车过图们江怀朝战   (1952年9月)
过五指山       (1957年1月18日)
六连岭        (1957年1月23日)
昆明感怀       (1957年2月23日)
纪念八一       (1957年7月)
井冈山会师      (1957年7月)
登石门山       (1959年1月23日)
从化温泉       (1959年1月27日)
和何香凝主任《农村》原韵二首 (1959年2月2日)
和郭沫若同志《春节游广州花市》(1959年2月)
游七星岩           (1959年2月17日)
和董必武同志《初游庐山》   (1959年7月7日)
和毛泽东同志《登庐山》原韵  (1959年8月11日)
花溪             (1960年2月29日)
上东山        (1960年3月2日)
登南高峰       (1960年6月22日)
飞过泰山       (1960年6月28日)
看西湖茶区      (1961年1月26日)
登西湖北高峰     (1961年1月27日)
游闽江        (1961年2月2日)
游鼓山        (1961年2月4日立春日)
和谢老《泛舟古田水库》原韵  (1961年2月8日)
经闽西感怀      (1961年2月9日)
三明新市       (1961年2月12日)
南昌过春节      (1961年2月15日)
游越秀公园      (1961年3月3日)
辛亥革命杂咏     (1961年10月7日)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五周年

3.1.5 人物评价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朱德同志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并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朱德同志身经百战,历尽艰险,功勋卓著,在每一个重大关头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作出了杰出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德同志怀着“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的决心,率领抗日将士挥师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朱德同志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抗战,力挽狂澜,为挺进敌后、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1940年5月,朱德同志从太行前线回到延安,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各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战争。为克服陕甘宁边区的严重经济困难,朱德同志响应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亲自指导和推动大生产运动,倡导培育了“南泥湾精神”,成为人民军队的一个光荣传统。1945年4月,朱德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总结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 解放战争中,朱德同志参与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各解放区军民,先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朱德同志不畏艰险,深入前线,有效解决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后勤补给、军工生产等问题。朱德同志亲自指导解放石家庄战役,为组织夺取大中城市的攻坚战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战略决战和战略追歼阶段,朱德同志协助毛泽东同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人民解放军彻底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的统治,领导我们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朱德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同志不顾年事已高,在党、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岗位上,殚精竭虑,奋斗不息,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朱德同志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参与领导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朱德同志是第一任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为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纪党风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朱德同志十分重视国防现代化建设,在人民军队革命化、正规化建设和各军兵种创建发展、军事院校建设、部队教育训练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9月,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同志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从1959年至1976年,朱德同志连任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主持了170多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为国家政权机构的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朱德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波澜壮阔的一生。朱德同志参加革命70年,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几个历史时期,经历过许多磨难和险境,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崇敬。毛泽东同志称赞朱德同志是“人民的光荣”。这是党对朱德同志的最高评价,这是人民对朱德同志的最高评价。

3.1.6 相关延伸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任职人员

人物姓名 任期

刘少奇     1954-1959
朱德   1959-1976
叶剑英     1978-1983
彭真   1983-1988
万里   1988-1993
乔石   1993-1998
李鹏   1998-2003
吴邦国  2003-2008
吴邦国  2008-2013
张德江  20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任职人员

人物姓名 任期

朱德     1949-1954
刘少奇     1949-1954
宋庆龄  1949-1954
李济深  1949-1954
张澜   1949-1954
高岗   1949-1954
朱德     1954-1959
宋庆龄  1959-1975
董必武  1959-1975
乌兰夫  1983-1988
王震     1988-1993
荣毅仁  1993-1998
胡锦涛  1998-2003
曾庆红  2003-2008
习近平  2008-2013
李源潮  2013-

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朱德  ( 1949-1954)   刘少奇 ( 1949-1954)    宋庆龄 ( 1949-1954)
 李济深 ( 1949-1954)   张澜  ( 1949-1954)    高岗 ( 1949-1954)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4-1975) 
朱德  ( 1954-1959)   宋庆龄 ( 1959-1975)    董必武 ( 1959-1975)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82-) 
乌兰夫 ( 1983-1988)   王震  ( 1988-1993)   荣毅仁 ( 1993-1998)
胡锦涛 ( 1998-2003)   曾庆红 ( 2003-2008)   习近平 ( 2008-2013)
李源潮 ( 2013-)

南泥湾精神

  南泥湾精神,是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为代表的抗日军民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创造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困境中奋起、在艰苦中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南泥湾精神是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是激励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拯民于水火的精神源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柱,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南泥湾精神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南泥湾精神的核心和本质就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进驻了作为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的南泥湾,一边练兵,一边屯田垦荒。正是在开荒过程中,培育和形成了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为核心的南泥湾精神。
 三五九旅刚开进南泥湾的时候,南泥湾还是一个梢林满山,荆棘遍野,野兽出没,人烟稀少的地方。战士们描绘那时的南泥湾是:“南泥湾啊烂泥湾,方圆百里山连山。雉鸡成伙满山噪,狼豹成群林里窜。猛兽当家百年多,一片荒凉没人烟。”条件艰苦可想而知,但广大指战员说:“干革命需要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才能干好革命。”广大指战员积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克服困难,创造辉煌。
 没有房子住,战士们先是露营,在用树枝搭起的简陋帐篷里住,遇到雨天衣服被子被淋湿,就烧火取暖,后搭草棚、打窑洞,解决了住的问题;粮食不够吃,就在饭里掺黑豆和榆树钱,旅团首长带头,冒着风雪严寒,到百里以外的延长等地去背粮;没有菜吃,战士们到山里挖野菜(如苦菜、地皮菜等),找榆树皮,收野鸡蛋,打猎(野猪、野鸡等),下河摸鱼;没有烧的,战士们就打柴烧木炭;穿的很困难,每个战士一年只发一套军衣,平时就缝缝补补,夏天光着膀子开荒、种地、打场,长裤改短裤,短裤改裤衩,磨破裤衩的布条打成草鞋,绝不浪费;没有生产工具,他们自己制造;没有耕牛,就用镢头;没有灯油,就用松树明子,或者把桦树皮卷成筒当灯点;缺少学习用具,就用桦树皮当纸,用炭当笔;没有擦枪油,就采集野杏仁榨油代替。部队在困难的时候,节衣缩食;在生产自给有余的时候,仍然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旅首长曾向全旅发出号召:“生产要多,消费要省。”1942年以后,部队已经达到了粮食自给,还是将瓜菜、红薯、山药蛋等掺和在粮食里做“八宝饭”吃,而且每天仍然坚持吃两干一稀。从1941年起,部队基本上没有向上级领过被子。战士们被子里的棉絮,早就滚成一团团的疙瘩了,可是发下新被子时,战士们谁也不肯要,说:“哪天不打败日本鬼子,哪天就不换被子。”总之,在短短的三年内,三五九旅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南泥湾由此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

  南泥湾精神不只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而且是一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三五九旅和其他机关单位之所以会到南泥湾开荒生产,不是某个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建立在以朱德等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前提的党中央的“南泥湾政策”科学基础之上的。
 1940年5月,朱德从前线返抵延安。战争的景象,使他注意到了在这场持久战中,粮食和各类物资将成为决定胜败的重要条件。他提出了以部队强壮、众多的劳动力投入生产运动,以减轻人民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建设,改善部队本身生活的主张。9月,朱德、董必武、徐特立、张鼎丞和王首道等亲临南泥湾和临镇等地实地考察。11月中旬,朱德正式提出军垦屯田的设想,指示部队在不影响战斗、训练的情况下,实行垦荒屯田。这种主张得到毛泽东和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的赞同。
 为了了解南泥湾的真实情况,为军队垦荒屯田做好准备,1941年春,朱德率中共中央直属财经处处长邓洁、三五九旅七一八团政委左齐以及技术人员,再次来到南泥湾,对南泥湾的开垦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朱德一行在踏勘时,白天披荆斩棘,跋山涉水,观察地形,研究措施;晚上简单地搭个窝棚,歇宿荒郊。在踏勘时,朱德访问了当地一位姓唐的老乡。朱德通过谈话,了解了南泥湾的山、水、林、路各方面具体情况。对南泥湾哪里荒地多,哪里土地肥,四时八节种什么农作物好,农作物的生长情况怎样都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后来,这位唐姓老乡在开发南湾过程中成了开垦部队的编外“顾问”。
 经过几天踏勘,朱德对南泥湾的实际情形做到了胸中有数。传说这里的水有毒,不能喝;他们来时自己带了水。临走时,他又取走当地的水样和土样。由于延安化验条件差,就把水样、土样送到重庆周恩来处,请他找人化验。最后,弄清当地有些水由于长年经过腐化烂叶的浸泡,喝了有害健康,采取适当措施就可以解决。这就为不久后开垦大军的前来创造了条件。
 可见,南泥湾军垦屯田,开荒生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这也成为南泥湾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下一致、共克时艰的优良作风

  三五九旅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进行南泥湾开荒生产运动的,但充满革命乐观与英雄主义精神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不会被任何困难吓倒的。在大生产运动中体现出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官兵平等,上下一致、共渡难关的优良作风同样是南泥湾精神的重要内容。
 三五九旅在大生产运动中,上自旅长,下至勤务员和炊事员,一律编入生产小组,同甘共苦,战胜困难。由王震带头,各级干部都战斗在开荒第一线,担负和战士一样的生产任务。不同的是,凡出现困难的地方,干部总是冲在前面,真正做到了领导生产“不是指手画脚,而是动手动脚”。王震是旅长兼政委,还兼任延安军分区和地委的领导工作,但他却常住在南泥湾,很少留在延安,经常挤出时间参加劳动。由于组织领导全旅生产取得优异成绩,王震被评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劳动英雄,一位到边区采访的外国记者由衷地赞叹道:“王旅长的双手像他的部下一样,由于劳动而生满了老茧。”副旅长苏进、副政委王恩茂,也都上山开荒,下田种地。曾在战斗中负过15次伤的补充团团长苏鳌也经常参加劳动。三五九旅七一八团政委左齐在抗日战场失去左臂不能拿镢头开荒,就给战士们做饭,烧水,并挑送上山。营连干部,更是与战士们一同劳动、生产和学习。如第七一八团九连连长白银雪,一次参加开荒比赛,连续劳动15个小时,挖了5.46亩地,获得了全旅第一名。
 正因为军官与战士同甘苦,战士们才与军官同舟共济,甚至在关键时刻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正因为领导干部的一身作则、率先垂范,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振奋了精神,直接转化为凝聚力和战斗力。凭着官兵平等、上下一致、共克时艰的优良作风,南泥湾这块无人问津的“处女地”终于在三五九旅手中焕发了生机,三五九旅在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培育了永放光芒、历久弥新的南泥湾精神。

  勇于创造、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不只是一种迎难而上、勇往直前、以苦为乐、埋头苦干的奋斗精神,而且也是一种勇于创造、敢为人先的拼搏进取精神。
 中国历史上有军垦民屯的传统,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没有先例,朱德总司令提出实行垦荒屯田,这个主张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在艰难困苦之中,勇于创造、积极变革、不墨守陈规、敢为人先的积极进取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发展、壮大的重要精神根源,也是南泥湾精神的重要内涵。三五九旅广大指战员在南泥湾开荒过程中贯彻、培育了勇于创造、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
  如前所述,三五九旅初到南泥湾时,无论是在生产,还是在生活上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如果没有勇于创造、善于创新、敢为人先的积极进取精神,那就连立足生存都可能成问题,更不用说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取得如此巨大成绩了。当时,南泥湾人烟稀少,更没人种过水稻。三五九旅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来自江西、湖南,他们发现南泥湾水源充足、地理、气候与陕北其他地方不同,于是就打破陕北只种旱地的传统与常规,把南方耕种水稻的经验同南泥湾的生态结合起来,试种水稻、开辟稻田获得成功。
  当时,条件艰苦,生产工具不够,在三五九旅没有专业技术人员的情况下,他们就用废铜烂铁打造工具。这些工具,今天看起来,很简单,很简陋,但在当时是从无到有,由旧到新,白手起家,很不容易。在开荒生产中,战士们还根据山地和平地的不同情况,创造发明了不同的开荒方式,如在山地上开荒时,从最上面和最下面同时开垦;在平地上开荒时,选择中心地带突破的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开荒效率。在开荒种地解决粮食和蔬菜供给的同时,战士们又搞畜牧饲养业,养了牛、羊、猪、鸡、鸭等家畜家禽,满足了大家吃肉的需要,后来他们还开商店,办合作社,搞多种经营,坚持农工商并举,解决了部队其他生活用品的供给问题。所以,毛泽东当年对王震旅长题词“有创造精神”,正是对三五九旅这种勇于创造、敢为人先创造进取精神的赞誉与肯定。
  总之,三五九旅南泥湾军垦屯田孕育了南泥湾精神,通过这种精神的发扬,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渡过了难关,实现了由小到大、以弱胜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使南泥湾精神能够穿越时空,永放光芒,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

  南泥湾精神的时代价值

  南泥湾精神的核心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的创业精神。这种精神。虽然这种精神是毛泽东、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可它的影响和作用,在空间上已经远远超出南泥湾和三五九旅的范围,而大到了全军、全党和全国;在时间上也已跨越抗日战争时期,而不断延展到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现在,并将继续延展到遥远的将来。因此,继承和发扬南泥湾精神,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弘扬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是从现实国情出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需要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为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而自豪,但我们决不能自满,因为这只是伟大征途上迈出的坚实一步。应该看到,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和发达国家相比还落后的国情并没有真正改变,加之我们在发展中又付出了一些新的代价。可以说,目前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地区发展不平衡,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拉大,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瓶颈。今后一个时期,这种状况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要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就强调“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也指出:“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能不提倡和实行艰苦创业。”新的历史时期,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更强调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清醒认识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为此,要求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努力。”可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既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也符合党一贯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路线和方针原则。当前大力提倡和弘扬南泥湾精神,是从现实国情出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需要。
 (二)弘扬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客观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项建设协调发展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和总体布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极大地解放了我国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是,应当看到,对外开放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和消极影响,市场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容易助长或诱发尔虞我诈、不择手段地走私贩私、制造或出售假冒伪劣商品、偷税漏税、牟取暴利、贪污受贿、权钱交易、卖淫嫖娼、吸毒贩毒等违法乱纪的现象和崇洋媚外等思想倾向。目前,我国社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的思潮有所泛滥,解放初期已经绝迹的黄、赌、毒丑恶现象和封建迷信思想又死灰复燃。如果任凭这些思想、现象蔓延和发展,势必败坏社会风气,腐蚀人民群众奋斗意志,损害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而文化却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并要求“坚持不懈地加强艰奋斗的优良传统教育,倡导敬业创业精神”。江泽民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人们只想在前人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上坐享其成,贪图享乐,不图进取,那么,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是毫无希望的,没有不走向衰落的。”胡锦涛也强调:“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主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这充分说明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继承和发扬南泥湾精神,对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特别是向青少年进行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就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也只有这样才能把亿万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积极性、创造力和劳动热情充分调动起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艰难险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最终把我国建设成更加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更加显现的社会。
 (三)弘扬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加强执政党作风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的迫切需要艰苦奋斗精神属于党的作风问题,但却与党的先进性息息相关。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决定了我们党和党的各级干部必须自觉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忠诚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延安时期我们党依靠艰苦奋斗这一法宝培养了良好的党风,形成和巩固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从而增强和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和发扬了艰苦奋斗精神,什么时候党就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不断发展壮大;反之,党的事业就会受损,甚至遭受严重挫折。今天,我们党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长期执政的党,这种历史方位容易使一些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产生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各种腐化堕落现象,从而损害党的先进性。为此,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就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有利于我们党密切与人民的血肉关系关系,更好地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是我们的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建党90余年来,我们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也正是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和根本标志。从建党之日起,我们党就把艰苦奋斗看作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竭动力。具备了这种精神,就意味着具备了一种百折不挠、顽强搏击的坚韧斗志,一种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一种不怕牺牲、忘我奉献的不懈追求,一种埋头苦干、勤勤恳恳的务实作风,一种常怀忧患、居安思危的清醒态度,一种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高尚节操。一个具备了这种精神的政党和党的干部,才能心中装着群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戴,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朝着远大的目标奋勇前进。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党只有坚持艰苦奋斗,与人民群众同患难共甘苦,才能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获得无穷的力量,才能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永葆党的先进性。
  总之,南泥湾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合,南泥湾精神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这种精神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支柱。这种精神,是求生存、谋发展的一种志气,一种自信心,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正是靠这种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胜利。正是靠这种精神,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找到了中华民族自由解放之路。也正因为如此,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我国首次载人航天圆满成功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艰苦奋斗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夺取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南泥湾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将永远激励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而不懈努力。


3.2 彭德怀(1898-1974)

 彭德怀,原名彭得华,湖南湘潭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16年进入湖南湘军当兵。
 1922年考入湖南军官讲武堂,1923年毕业,任湘军连长。
 1926年任营长,不久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冬任代理团长。
 1928年1月任团长。同年4月,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毅然选择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与滕代远、黄公略率部发动平江起义,成立红军第五军,任军长。11月率领红五军主力赴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
 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留在井冈山坚持斗争。
 1930年6月任红三军团总指挥。 
 1931年11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参与指挥了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在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屡建功勋。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0月率部参加长征。
 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9月任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了直罗镇战役。
 1936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任抗日先锋军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指挥了东征和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协助朱德指挥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
 1940年秋,在华北组织发动百团大战,使日本侵略军受到沉重打击。
 1942年8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1943年9月回延安,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华北敌后抗战。
 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后编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放弃延安后,指挥3万部队在陕北与敌23万人周旋作战,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在战略决战阶段,率部解放了西北五省。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
 1950年10月,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经过著名的五次战役,粉碎了联合国军对朝鲜北部的进攻,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1952年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54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为民请愿,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彭、张、黄、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免去国防部长职务。1965年重新工作,被任命为“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残酷迫害,多次被游斗。
 1974年11月29日逝世。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他是一代名将,毛泽东曾为之赋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3.2.1 生平经历

参加革命

 1898年10月24日,彭德怀生于湖南湘潭乌石乡彭家围子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读过两年私塾,后因母亲去世、父亲病重被迫辍学,靠砍柴、放牛、出外做工为生。15岁时参加饥民闹粜,被官府通缉,逃到洞庭湖当堤工。1916年3月入湘军第2师6团1营当兵,1918年后任班长、排长,在连队秘密组织救贫会,并逐渐萌发富国强兵思想。1921年任代理连长时,因派会员杀死一恶霸被捕,在押解途中机智逃脱。
 1922年8月改名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1923年8月毕业后回湘军第2师6团1营任连长。1926年5月任营长,后随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在进攻武昌时结识共产党员段德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7年1月在所属连成立士兵委员会,订立具有反帝、反封建和维护士兵权益内容的会章。10月升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5师第1团团长。
 1928年4月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经段德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22日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任军长兼第13师师长。8月起率部在湘鄂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共湘鄂赣边界特委,任特委委员。年底率红5军主力到井冈山,同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4军会师。所部编为第30团,任红4军副军长兼第30团团长。

声名渐起

 1929年1月根据红4军前委召集的联席会议决定,为掩护军主力向赣南发展,率第30团等部留守井冈山,坚持内线作战。经与湘赣国民党军20多个团激战数日后被迫突围,途中遭敌伏击,所部仅剩300余人。同年9月红5军重建时仍任军长。他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迅速恢复和扩大红军队伍,使红5军在半年内发展到5000余人。
 1930年6月红3军团成立时任总指挥和中共前委书记,与政治委员滕代远率部在平江击败国民党军的进攻,尔后乘虚攻入长沙,缴获大量武器和物资,并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创造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攻下省会的唯一战例,极大提高了红军的声威。8月在浏阳永和与红1军团会合,任新组建的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兼红3军团军团长。10月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联席会议(罗坊会议)上,支持毛泽东提出的红1、红3军团一起东渡赣江的正确主张,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和红军的团结。
 1931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指挥所部坚决贯彻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发挥红军机动灵活的特长,与红1军团密切配合,在运动中捕捉战机,迅速果断歼灭敌军,取得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9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奖章。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曾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的错误指挥表示强烈不满,当面斥其是“崽卖爷田不心痛”。
 1934年1月补选为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长征开始后,率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掩护中央纵队、军委纵队渡过湘江。在1935年1月举行的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会后率红3军团二渡赤水河,神速回师攻占娄山关,并协同红1军团再克遵义城,歼灭大量反扑之敌,取得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的第一个大胜利。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坚决拥护北上抗日的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10月与政治委员毛泽东率部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在他指挥红军勇猛打退敌骑兵的追击后,毛泽东曾写诗赞扬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同年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直罗镇战役。
 1936年1月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与政治委员毛泽东指挥红军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宣传抗日,扩大红军。5月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率部西征宁夏、陇东,扩大了苏区面积,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了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11月指挥山城堡战役,歼国民党军胡宗南部1个旅又2个团,迫使其停止对陕甘苏区的进攻。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戎马一生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前方分会(1941年改称华北军委分会)副书记、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协助朱德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取得平型关等战役战斗的胜利。1937年10月与朱德、任弼时向中共中央建议,恢复在改编为八路军时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11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发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演说,阐述中日双方敌强我弱必然转化的依据,提出整个抗日战场应当采取的作战方针,详细论述了发动游击战争与全民动员的意义和方法。
 1938年起在华北敌后参与领导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武装;指挥部队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挫败日军多次“围攻”和“扫荡”,同时与制造磨擦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1940年3月组织发起卫(河)东和磁武涉林战役,重创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8月,为粉碎日军的进攻和防止国民党投降的危险,在华北指挥实施百团大战,对正太、同蒲、平汉铁路等重要交通线进行大规模破袭战,前后历时3个多月,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4万余人,增强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1942年8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统一领导华北敌后的对敌斗争、整风学习、大生产和减租减息运动,巩固敌后抗日政权,实行精兵简政,领导军民渡过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1943年9月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大反攻作战。

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1947年3月起任西北野战兵团(后相继改称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仅2万余人的部队同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23万国民党军作战。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采用“蘑菇战术”,拖着敌人兜圈子,并不断进行袭扰,使其屡屡扑空,陷于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的困境。并寻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一个半月内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1.4万余人。同年8月指挥沙家店战役,歼敌两个旅,挫败国民党军对陕北地区的重点进攻,基本扭转了西北战局,保卫了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
 1948年春在宜川战役中,以围城打援战法歼敌5个旅,并于4月21日在西府陇东战役中收复延安。
 1949年指挥第一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18、第19兵团,运用军事进攻与和平谈判相结合的方式,经过陕中、扶眉、兰州、宁夏、河西等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30余万人,解放西北5省。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坚决拥护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的主张。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在技术装备落后、后勤供应困难、异国作战、地形生疏等不利条件下,与朝鲜人民军一道迎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战争初期,乘敌恃强分兵冒进,及时修正作战计划,变更部署,指挥志愿军以近战、夜战、迂回穿插断敌后路的打法,在第一次战役中歼敌1.5万余人,初步稳住了战局。第二次战役中,乘敌尚不了解志愿军的兵力和意图,先指挥所部后退示弱、诱敌深入,然后猛烈反击、迂回敌后断其退路,歼敌3.6万人,收复“三八线”以北大部地区,彻底粉碎了麦克阿瑟在圣诞节前占领全朝鲜的狂妄企图,扭转了朝鲜战局。第三次战役中,指挥部队突破敌“三八线”防御阵地,占领汉城,将战线推进到北纬37度线附近,并及时察觉敌人企图,果断下令停止追击。第四次战役中,面对敌全线反扑,运用节节抗击、战役反击、运动防御等多种作战样式,予敌以重创。第五次战役中,指挥志愿军实施全线反击,歼敌8.2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粉碎了敌人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的计划,迫使其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
 1951年6月,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适时提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指导原则,采取以阵地战为主的作战形式,指示部队利用山地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依托阵地轮番作战,采取“零敲牛皮糖”的战法,一次歼敌一小部分,积小胜为大胜,以配合停战谈判的斗争。同时集中群众智慧,推广“马蹄形隧道”,在250公里的防御正面和东西海岸重点地区筑成坑道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推广狙击杀敌(冷枪冷炮)运动和小分队夜袭奇袭“快打快撤抓一把”的打法;推广诱敌离开工事后集中炮火予以杀伤的“引肉上砧”战术等多种创造性战法。在此期间,他指挥志愿军以顽强防守与适时反击相结合的战法,粉碎敌人多次局部进攻,大量歼灭敌有生力量,使战线逐渐南移。此外,他还挫败了敌以切断中朝方面运输补给为目的的“绞杀战”和以制造疫区为目的的细菌战。1952年4月因病从朝鲜回国就医,愈后被留在中央,一面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一面兼顾志愿军作战。为了促进停战的早日实现,他于1953年6月返回朝鲜前线,建议举行并组织实施了金城战役,以强大兵力对南朝鲜军坚固阵地进行突击,歼敌5万余人,促使停战谈判达成协议,并造成停战后的有利态势。7月28日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官身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在朝鲜作战期间,他教育部队尊重朝鲜人民的民俗风情,遵守朝鲜政府的政策法令,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国内建设

 1953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代表中央军委作《四年来的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对军队建设的要求,确定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提出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具体途径,规定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等,推动了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与军委其他领导同志密切合作,领导实行军队组织机构和重大制度的改革,加强技术兵种建设,创办各类军事院校,建立军事科学研究机构,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薪金制、授勋授奖制度等,使人民解放军在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从单一军种到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历史性转变,使全部军事工作从战时状态转入平时建设轨道。为了建设巩固的国防和准备解放台湾,他亲自勘察地形,根据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国防筑城施工,到1959年初步完成沿海第一线国防工事构筑计划和作战准备。
 1955年9月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而斗争》的报告,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惨遭蒙冤

 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因写信给毛泽东,对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问题提出批评,被错误地认为是“向党进攻”和右倾机会主义。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又被错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9月被免去国防部部长职务,停止一切实际工作。庐山会议原本是为了“纠左”,但会后却在全国展开了“反右倾运动”(反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上万名党员受到了批判与非人道待遇;其中大部分党员在1962年被平反,恢复了工作;但毛泽东设下了底线:“谁都能平反,唯独彭德怀不能平反。”
 1962年6月再次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反驳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坚持真理。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又被认为是企图“翻案”,再次受到错误批判和审查,并被剥夺了党员的权利。
 1965年9月,毛泽东约他谈话,表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随后,被派往四川成都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仍顾全大局,兢兢业业地工作。

元帅之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彭德怀又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无端诬陷和严重迫害,被红卫兵从成都押回北京,惨遭批斗、关押,他据理斗争,坚贞不屈;由于长期的摧残和折磨,他身患结肠癌,于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在北京含冤辞世,时年76岁。
 1974年12月17日,彭德怀的遗体从301医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场火化。为了掩盖事实,这份火化的申请单上写的是:“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一二六九○。”
 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他与陶铸同志同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同志亲致悼词。

3.2.2 家庭情况

亲属关系     亲属姓名
 
妻子       刘坤模(刘细妹),浦安修
兄弟       彭荣华,彭金华
侄女       彭钢,彭梅魁

3.2.3 诗词作品


彭德怀是一位战功赫赫的革命家、军事家,他的诗作皆直抒胸臆,发自真情,脱口成章;不事文字雕琢,大致押韵,不受近体诗歌格律拘束,近于民间诗歌和古体诗,粗旷、豪放,自成一种风格。

跃上井冈旗帜新

求知心切去黄埔,夜梦依依我不然。“马日事变”教调大,革命必须有武装。
秋收起义在农村,失败教训是盲动。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
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利用周磐办随校,谨慎争取两年时。

团村战斗

猛虎扑群羊,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
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
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
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有感
长江天堑一桥,贯穿南北功劳。车声辚辚桥上,惊涛滚滚东流。
大桥横跨长江岸,龟蛇联姻情舒畅。三镇鼎立结同盟,万众欢呼如宿愿。

颂攀枝花

攀枝花在过去认为是穷山恶水的金沙江两岸,如今就要建成新型大工业城市,成为三线重要国防基地,工人为此奋斗,气势磅礴,言语笔墨实难形容,聊记数语以资纪念。
天帐地床意志强,渡口无限好风光。江水滔滔流不息,大山重重尽宝藏。
悬岩险绝通铁道,巍山恶水齐变样。党给人民无穷力,众志成城心向党。

出版著作

出版有《彭德怀传》、《彭德怀自述》、《彭德怀军事文选》等

3.2.4 人物评价


  彭德怀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彭德怀同志都担任共产党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是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全军的得力助手;他具有非凡胆略和精湛的军事指挥艺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望;彭德怀同志为党和人民立下的赫赫战功,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荣史册。
  彭德怀同志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认真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毕生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对加强新形势下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彭德怀同志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原则,始终保持坦荡的革命胸怀,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许多重要历史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坚持真理,坚定地维护党的利益;他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却从不居功自傲,从不接受任何特殊待遇,严于律己,克勤克俭,他极其关心人民群众之疾苦,始终保持劳动人民之本色。

各家点评

  1978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彭德怀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称“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戴。”“彭德怀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

3.2.5 相关延伸

悼词全文

在为彭德怀平反昭雪的追悼大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亲致悼词;沉冤整整30年的彭德怀一案终于获得平反,历史最终给这位忠臣良帅以公正的评价。


  1978年12月24日,在彭德怀、陶铸同志的追悼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为彭德怀同志亲致悼词:
  同志们: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为彭德怀同志举行追悼会。

  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立者,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曾担任过党政军的许多重要职务。他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今天,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给彭德怀同志做出了全面的、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
  彭德怀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在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彭德怀同志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师长、军长、三军团总指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长征后期担任过以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委员的陕甘支队司令员;到达陕北以后,担任过红军前敌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一九六五年,担任建设大三线的副总指挥。他曾任党的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他还当选为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彭德怀同志是湖南省湘潭县人,出身贫寒,当过苦工。大革命时期,他曾在国民革命军任营长、团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坚持反对新军阀,秘密组织士兵委员会,支持工会、农会和学生会的革命活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彭德怀同志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八年七月,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彭德怀同志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编为红军第五军,坚持湘鄂赣的游击战争,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到同年十一月间,红五军主力奔赴井冈山。从此,他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坚持井冈山斗争,参加反“围剿”作战和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指挥过许多重要的战役和战斗。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还参与指挥了红军胜利的东征。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同志协助朱德同志率领八路军,挺进敌后,在艰苦的岁月里,开辟了华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为赢得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同志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略决策,在敌我力量悬殊、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指挥部队驰骋疆场,英勇奋战,消灭了蒋胡军,解放了大西北。新中国刚成立,美帝国主义把侵略朝鲜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彭德怀同志当此严重时刻,坚决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肩负中国人民的重托,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率领中华英雄儿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同朝鲜人民和人民军并肩战斗,直至胜利,光荣地履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彭德怀同志回国后,致力于我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事业,不辞辛苦,成绩卓著。
  彭德怀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
  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戴。
  我们要学习彭德怀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勇前进!

  彭德怀同志永垂不朽!

  (来源于西安文明网)


3.3 林彪


3.3.1 生平经历


  林彪(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55)。军事家。原名林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容、育荣、尤勇、李进。
  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五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解放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
  “文化大革命”期间,组建反党集团,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的林彪乘坐的飞机坠落在温都尔汗附近,暴尸于异国荒野。


接受教育

  1907年12月5日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9岁入私塾,13岁起就读于林育南、恽代英等在黄冈八斗湾创办的浚新学校。15岁转入武昌共进中学,并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被共青团武昌地委指定为共进中学团支部书记。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中,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发起成立“共进图书社”,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并在陈潭秋等指导下创办“共进月刊”。后被湖北学生联合会推选为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同年秋于共进中学毕业后返回林家大湾,父母要他就近谋一个教师职业,以便关照家庭生活。但他说服父母,决心弃教从戎。后经当地中共组织批准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编在步兵科第2团第2营第3连,同时改名为林彪。 

参加革命

  在黄埔军校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3连中共支部书记。1926年10月毕业后,由广州北上武汉,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11月,从第四期毕业后,由广州北上武汉,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任见习排长、排长,曾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中讨伐孙传劳和进军河南的战斗。
  1927年4月随第25师73团(由叶挺独立团改编)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历经上蔡、临颍等战役战斗。7月随部移驻九江。8月2日由聂荣臻、周士第直接率领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后任73团3营7连连长。同年10月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地区。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随后,党中央授权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全权指挥南昌起义。林彪所在的第二十五师驻扎在马回岭,是预定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2万余人发动南昌起义。1日下午,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官兵从马回岭乘火车开进南昌,并在南昌重新整编,由周士弟担任师长,林彪仍任七连连长。南昌起义的队伍在南下途中失败,队伍多被打散。随后,林彪参加了湘南武装起义,并随着武装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成为中央苏区的开创者之一。
  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改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1营2连连长。同年4月随湘南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28团营长、团长,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进剿”、反“会剿”斗争。
  1928年4月28日,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和湖南地方武装,在宁冈县的砻市同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1928年5月4日,两军会师大会和红四军成立大会在砻市举行。会上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设第十、十一、十二师。21岁的林彪任第十师第二十八团一营营长,何长工任该营党代表。
  井冈山会师后,革命的武装力量更加壮大了。后来,蒋介石调集湘、赣两省军队多次“进剿”井冈山,少的时候有八九个团,最多的时候达18个团。在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中,林彪初任工农红军第四军的营长、团长,因指挥作战有方,特别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打永新和龙源口激战中,林彪机智灵活、善用疑兵的战术风格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提升很快。 
  1929年1月随朱德、毛泽东挺进赣南、闽西,3月任红4军第1纵队纵队长(亦称司令员)。期间,支持毛泽东继续担任红4军前委书记。年底在给毛泽东的新年贺信中直言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毛泽东写了后来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的著名复信。

声名渐起

  1930年6月,任红1军团第4军军长,时年23岁。
  1932年3月任红1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文家市、长沙、吉安、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金溪资溪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曾多次指挥所部担任战役战斗的主攻任务,成为红一方面军能征善战的高级指挥员之一。在此期间,他还曾被选为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与聂荣臻指挥所部参加了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作战。
  1935年1月,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由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会后指挥红1军团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遵义会议后红军初战失利,再加上许多干部对红军绕着圈子走表示不理解,林彪独自写信给中央,建议“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
  同年9月,红一方面军改称陕甘支队,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到达陕北后,陕甘支队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重任红1军团军团长,并当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林彪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从排长逐步升为军团长,并以此奠定了他一生的重要领导地位。
  1936年6月被任命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校长,后兼任政治委员。1937年1月,“红大”从保安(今志丹)迁至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后,继续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和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林彪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是3位师长中最年轻的,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以师为单位分头开赴抗日前线,林彪率部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率部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1937年9月25日与聂荣臻指挥所部设伏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各种枪1000余支(挺)、军马50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取得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出击作战的首次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同时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抗日名将。10月17日,他以《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为题在《解放》周刊发表文章,总结出12条与日军作战的经验。平型关战斗后,率第343旅由五台地区南下,于11月初在广阳设伏,再歼日军近千人,缴获骡马700余匹以及大批军需物资。由于平型关战斗的意义重大而深远,此战在全国的舆论工具中成了重大新闻,被各报刊登载。林彪作为作战的指挥官在党内的影响更大,在全国也成了知名人物。 
  1938年2月奉命率115师师部和343旅由晋东北南下,到吕梁地区开辟根据地。3月2日带师直属队途经隰县以北千家庄时,因身穿缴获来的日军大衣并骑着洋马,被当地驻军阎锡山部第19军警戒部队的哨兵开枪误伤。子弹从右腋经左侧背穿出,伤及肺和脊椎骨,从此留下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并逐渐形成了怕水、怕风、怕光、一紧张就出汗的毛病。后送延安治疗,师长职务由343旅旅长陈光代理。从5月开始,边休养边参加“抗大”工作,曾就“抗大”的教育方针、军队的领导问题等作过多次报告和讲演。同年冬经党中央批准,赴苏联继续就医,住在莫斯科郊外科尔斯基村的一所疗养院(对外称“七部”或“八部”,共产国际称“中国党校”),由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将级教官授课。后来,在苏德战争紧张时,该部人员被编入苏联红军。据师哲回忆录记述,林彪在此期间曾对德军的一次行动作出估计并报告了苏联军事当局,受到高度重视。
  1942年2月经新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主持军事教育会议,参加整风运动。同年8月,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提出要在西安会见毛泽东。周恩来从毛泽东的安全和斗争策略考虑,提议由林彪代表毛泽东到西安先见蒋介石,并得到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意。9月中旬,他乘汽车由延安赴西安,因天降大雨,路上阻隔,抵西安时蒋介石已返回重庆。他由西安又赴重庆,于10月7日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此后近10个月,与周恩来一起同张治中、蒋介石等就克服内战危机、继续合作抗日等问题进行谈判。1943年7月与周恩来等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继续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1945年4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奉派到山东拟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共山东分局委员。1945年9月下旬,当其行至河南濮阳地区时接到中央电令,遂奉命兼程转赴东北,于10月底抵达沈阳。此后历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并兼任东北军政大学校长等职。进入东北初期,曾根据形势变化,向中央军委提出缩短战线的建议并被采纳。尔后,参与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并组织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
  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年7月,主持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由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简称“七七决议”),强调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指挥在北满的民主联军进行三下江南(指第二松花江以南)战役,和南满的民主联军组织的四保临江(在吉林南部)战役南北呼应,使国民党军首尾不能兼顾,疲于奔命,陷入被动。
  1947年先后发动夏季、秋季、冬季攻势,歼国民党军30余万人,为在东北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此后,曾对中央军委南下作战的指示迟疑不决,直到1948年7月才初步定下实施辽沈战役的决心。9月战役打响后,对敌情作出正确判断,在攻克锦州后果断举行辽西会战,围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取得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此次战役共歼敌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并使东北部队由出关时的13万余人发展到100余万人,成为人民解放军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同年11月奉命率部入关,任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和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进行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5月兼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6月率野战军主力渡过长江,先后指挥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广西、海南岛等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3万余人,解放湘、鄂、粤、赣、桂5省。在解放战争中,曾总结部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战术原则,其关于战斗作风和战术问题的多次讲话曾印发部队指导作战和训练。

闲云野鹤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1950年6月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后,即举家迁到北京。因其怕光、怕水、怕风的毛病越来越重,开始脱离工作进行诊治。同年10月经中央批准,再次赴苏联就医。1951年回国后住进毛家湾,仍以休养为主。同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此期间,他的职务虽然一直在提升,但基本没有在岗位上工作,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和参加社会活动。 

走向巅峰

  1958年起,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由于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开始逐渐活跃。同年5月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八届五中全会,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与此同时,他介入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在全军掀起对“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伤害了刘伯承等一大批干部。1959年庐山会议后兼任国防部长。随后,中共中央组成新的军委,被任命为军委常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提出并推行一整套“左”的东西,打击、迫害、排挤一些与他意见不同的同志;同时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
  1964年抓住全军大练兵和大比武中的某些缺点大做文章,说搞军事第一、技术第一,是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随后,他又说军队工作要“突出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需要占一定的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林彪的这些主张,遭到总参谋长罗瑞卿等人的抵制。1965年冬以“篡军反党”等罪名诬告罗瑞卿,并提出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将全军群众性的大比武运动压了下去,同时解除了罗瑞卿的职务。1966年初责令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罗瑞卿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批判,并讨论如何贯彻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此后,“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论调进一步流毒全军,部队中政治与军事统一、政治与业务统一的正常关系变成了冲击与被冲击、压倒与被压倒的关系,致使全军的各项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与破坏。

文革政变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被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此后,他的篡党夺权活动更加变本加厉。1971年9月8日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零时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从山海关机场强行乘飞机外逃,凌晨3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机毁人亡。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中国共产党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其作出判决,被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3.3.2 家庭情况

亲属关系    亲属姓名
 
爷爷       林时朗
父亲       林明卿
母亲       林陈氏
兄弟       林庆佛,林向荣,林育菊
妻子       汪氏,张梅(刘新民),叶群(叶宜敬)
女儿       林立衡
儿子       林立果

3.3.3 人物评价

  林彪是20世纪中叶中国政坛上的一个风云人物,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曾做过好事,也曾做过错事,还曾做过坏事,有功绩也有罪恶。他的一生,跌宕诡奇,曲折多变,从“天才战术家”、战功赫赫的元帅到“永远健康”的接班人,最后因阴谋夺权的暴露而“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经历了由人到神,由神变鬼的可悲历程。
  林彪18岁参加革命,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抗日战争时期,他指挥了威震中外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他指挥了同样让世界瞩目的辽沈、平津战役,此后率部直指中国大西南,先后攻取湖北、湖南、江西、广西、海南等西南各省,为解放全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被誉为“常胜将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打着“高举”、“紧跟”的旗帜,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结党营私,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结成反革命集团,并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各家点评

毛泽东:“林彪是无以伦比的常胜元帅。在1949年以前,林彪对于中国革命是功大于过。”
蒋介石:“我要表扬他(林彪),他是黄埔最优秀的将军,因为他把他的学长和教官都打败了!我这个校长失职啊,在黄埔对他关心不够,以致他投奔了共产党!”
李先念:“(林彪)少年怀党,青年研战,中年主军,晚年叛国。”
聂荣臻:“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人敢于顶撞毛泽东。”
陈士榘:“林彪是历史无法抹煞的军事天才。”
德加·斯诺:“由于林彪作为战术家出众才能,奉派前来同他交战的政府军,无不遭到他的歼灭”。 “而他自己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有时南京部队一经发现与红军一军团对垒就闻风而逃”。
斯大林:“林彪是常胜将军,常胜元帅”。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他(指林彪)是红军中年轻的雄鹰。在红军这道星河中,没有比林彪更为灿烂的明星了”。“他的胆量和善用疑兵超过任何人”。

3.3.4 相关延伸

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

  是指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中华民国国军进行的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个战略性战役。
  1948年,解放军攻克拥有10万重兵、工事坚固的山东省会城市济南。毙伤国民党军22423人,俘王耀武以下61873人。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攻克敌人重点设防的大城市的开始。这一战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辽沈战役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的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国共大规模内战全面爆发。1948年7月初,国共双方兵力的对比,已由战争爆发时的3.14:1,变为1.3:1。同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抓住有利时机,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形势于己有利的东北。1948年8月,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已控制了东北97%的土地和86%的人口 。国民党军队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旅),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55万人,但被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由于部分北宁铁路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长春、沈阳通向山海关内的陆上交通被切断,补给全靠空运,物资供应匮乏。当时东北是全国唯一一个人民解放军军力超过国民党军队的地区。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把决战的第一个战场选在东北。东北地区的重要性在于它既是中国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和最大的产粮区,又是侵华日军最早侵占的地区。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东北即成为国共两党两军争夺的焦点。
  辽沈战役是第一个战役,也是三大战役中最为关键的战役。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发起,东北野战军先后分路奔袭北宁路。到10月1日,切断了北宁路,一部分主力进抵锦州城下。10月10日,由华北国民党军组成的“东进兵团”自锦西向通往锦州的要隘塔山发起猛攻。东北野战军预先设置在塔山的两个纵队顽强阻击,鏖战6昼夜,打垮国民党军的数十次冲击,成功地阻止了它的东进。其“西进兵团”出动后,也遭到解放军3个纵队的阻击,进至彰武、新立屯一带后,未敢继续南进。10月9日起,东北野战军发起对锦州的攻击。经过激战,于15日攻克该城,全歼守敌10万余人。随后,被长期围困在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于10月17日起义,新编第七军也放下武器投诚。21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10月26日至28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在新立屯、黑山地区全歼廖耀湘兵团10万人。11月2日,直下沈阳、营口。辽沈战役至此胜利结束。东北全境宣告解放。辽沈战役在52天激战中,人民解放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47.1万余人。

辽沈战役的具体领导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淮海战役

  战争过程战役时间: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
  正规军兵力对比:66万:80万。华东野战军全部主力15个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第35军(吴化文部),华东军区地方部队,中原野战军全部主力7个纵队和中原军区地方部队等;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司令部、前进指挥部,第2兵团5个军、第6兵团4个军、第7兵团5个军、第8兵团2个军、第12兵团4个军、第13兵团3个军、第16兵团2个军,第1绥靖区5个军、第3绥靖区4个军等。
  淮海战役是第二个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解放军投入官兵66万人,加地方武装40万人。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发起,到22日为战役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华东野战军在碾庄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10万人。中原野战军也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1948年11月23日到12月15日,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包围并歼灭黄维兵团11万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杜聿明指挥的徐州国民党军3个兵团25万人向西突围时,将这股敌人合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并歼灭其中的孙元良兵团约4万人。12月15日到1949年1月10日,为淮海战役第三阶段。1949年1月,华东野战军发起对杜聿明部的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10个军约20万人,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经过66天紧张艰苦的战斗,以伤亡11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解放军伤亡官方数字13余万(但是有专家表示实际只多不少)。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
  淮海战役也是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牺牲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

淮海战役的具体领导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

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是最后一个战役。平津战役在1948 年11月29日发起。从1948年12月22日起,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原则,首先攻克西线的新保安、张家口,在东线,1949年1月15日,全歼天津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解放天津。经过解放军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耐心工作,1月31日,傅作义率部接受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平津战役历时64天,人民解放军伤亡3.9万人,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歼灭和改编,使华北地区除太原、大同、新乡等少数据点及绥远西部一隅之地外,全部获得解放。

平津战役具体领导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


3.4 刘伯承

3.4.1 生平经历

  刘伯承(1892年12月4日—1986年10月7日),原名刘明昭,曾用名刘伯坚,四川省开县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
  辛亥革命时期从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相继参加了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刘伯承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对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迈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早年经历

  刘伯承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55)。军事家。原名刘明昭,字伯承。1892年12月4日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
  5岁读私塾,12岁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5岁时因父病故、家庭困难,被迫辍学务农,饱尝生活艰辛,立志“拯民于水火”。

民主革命

  1911年,当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之际,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当时,亲朋好友多不赞成此举,他却慨然作答:“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他剪掉辫子,怀着富国强兵的强烈信念,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
  1912年2月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学习各门近代军事课程,同时熟读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吴子》等经典名著的许多章节出口能诵。在将校学堂10个月,他不但学业出众,而且以举止端正、操守有持、恶习不沾闻名全校,被同学们称为军中“菩萨”。
  1912年底毕业后被分派到川军第5师熊克武部,先后任司务长、排长、连长。
  1913年参加四川讨袁之役,失败后于1914年在上海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1915年底奉命返回四川,拉起400余人的队伍,组成川东护国军第4支队。
  1916年3月在指挥攻打丰都县城时,右眼中弹致残。在疗伤过程中,他为了不损害脑神经,强忍钻心的疼痛,坚持不施麻药,被为其主刀的德国医生赞叹为“军神”。
  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任川军第5师第9旅参谋长、四川督军署警卫团团长。
  1923年参加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任东路讨贼军第1路指挥官,取得驰援龙泉驿等战斗的胜利。8月在作战中右腿负重伤。在成都治疗期间,结识川籍共产主义者杨闇公、吴玉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4年10月起,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国民革命形势和中国社会现状,途中所见所闻,使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奉命与杨闇公、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起义。由于他熟知川军情况且素负众望,被赋予“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重任。在历时167天的起义过程中,他调兵遣将,进退有方,安民治政,措置裕如,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制四川军阀部队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

土地革命

  1927年4月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15军军长,这是中共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中被任命的第一个军长职务。7月下旬秘密转赴南昌,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同年底奉派赴苏联学习军事,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刚到苏联时,为攻克俄文关,他“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1930年夏学成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并负责讲授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等课程。
  1932年1月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取得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期间,撰写《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并翻译多篇苏军教材和理论文章,促进了红军干部军事素质的提高。
  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作战指挥上的教条主义和专横作风而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任第5军团参谋长。
  长征初期,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执行后卫任务,掩护中央机关通过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1934年底复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1935年1月指挥先遣部队突破乌江,智取遵义,甩开了敌军主力,使伤亡大半、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获得了一次难得的短期休整。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等组织指挥了四渡赤水、二进遵义等战役,使部队跳出了敌军包围圈,直插云南北部,并亲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保障全军渡过天险金沙江。5月兼任红军先遣队司令,同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进入大凉山,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继而指挥所部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打开红军北上的通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在逆境中和朱德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被张国焘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援西军司令员等职。

抗日烽火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率部奋战在太行山上。面对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他经常用“勇是男儿头上的桂冠”、“无角绵羊受欺压,有蛰的黄蜂不可侮”等话语来激发将士们的对敌斗争信心。他指挥部队先后进行了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以及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百团大战中的正太榆辽等一系列著名战役战斗,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积极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交通线广泛出击,粉碎了日伪军的频繁“蚕食”和残酷“扫荡”。与此同时,他率部多次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的进犯,牢牢把紧太行山这道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使“平辽半壁山”得以免遭敌寇的蹂躏涂炭。
  1942年,他与邓小平领导根据地军民实行生产自给,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度过了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1943年9月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6月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
  日本投降后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于1945年9—11月率部发起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歼北犯的国民党军近6万人,并争取其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在重庆与国民党的谈判,打破了蒋介石北进的战略企图,为实现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作出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

  内战全面爆发后,兼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与邓小平指挥所部以大踏步的运动战,于1946年8月—1947年5月先后取得陇海、定陶、巨野、鄄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豫北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歼敌数十万,解放大片地区,挫败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有力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
  1947年6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与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在300里正面上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他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战法,指挥部队经过28天连续作战,取得歼敌4个整编师6万余人的重大胜利,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刘邓大军分三路挥师南下,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捣国民党统治腹心的壮举。途经汝河时,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紧急关头,提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响亮口号,并和邓小平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终于杀开一条血路。随后,在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条件下,粉碎敌人33个旅对大别山的重点进攻。继而与出击陇海线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西的陈谢集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逐步在鄂豫皖边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实现了中央和毛泽东设想的最好前途站稳脚跟,创建巩固的根据地。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歼敌30余万人,解放县城100余座,开辟并扩大了中原解放区,形成三路大军互为犄角、机动歼敌、逐鹿中原的大好局面,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防御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把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起点的战略进攻称作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
  1948年5月起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1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与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同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他战前提出:“我们的打法是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战役第一阶段,在歼灭黄百韬兵团的同时,他和邓小平、陈毅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果断地指挥部队截断徐蚌铁路,使徐州之敌完全陷入孤立。接着他和邓小平指挥中原野战军主力在双堆集地区围歼黄维兵团,成为准海战役承前启后的关键一仗。整个淮海战役以歼敌55万余人的巨大胜利而告终,大大地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建国之后

  1949年4月参与指挥渡江战役,实施京沪杭会战,并亲自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分三路直出浙赣铁路,解放了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区。南京解放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11月与邓小平率部进军西南,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他出色地执行了毛泽东提出的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拊敌侧背,断敌逃路,各个歼敌,同时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促成大批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率部起义和投诚,在近半年的时间内共歼敌约90万人,解放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和西康省大部,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割据西南、伺机反攻的企图。与此同时,他还领导了剿匪作战和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为巩固西南边疆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950年11月建议并受命在南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为了办好这所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诸军兵种合成的高等学府,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亲自培训师资、撰写审定和翻译教材,常常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宵衣旰食,手不释卷。他通过在军事学院陆续创立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防化兵、情报等系,繁衍发展了我军诸军兵种齐全的指挥院校体系,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军官。他在教育训练军事人才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1954年起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
  1955年9月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9月调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1959年任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
  1962年参与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直至耄耋之年,他一如既往地关心国防事业和军队建设,适时为中央军委、总部出谋划策。他提出的许多极富远见卓识的战略性建议,在加强国防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年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
  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参与战役

辛亥革命与讨袁护国

  辛亥革命爆发时,刘伯承已经十九岁,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参加了学生军,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之后被分到蜀军第五师任司务长。
  1915年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又改任排长,由于作战勇敢,他被火线提升为连长,可是蜀军很快被袁世凯的军队打败了,就连指挥讨袁的蜀军总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了。部队失散,刘伯承回家暂避,不久,救国心切的刘伯承再次出来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
  1916年,在讨袁护国斗争中,刘伯承组织起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很快这支队伍发展到两千余人。他率军攻下丰都,在反动军队的反扑他负重伤失去了右眼。然而,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年仅二十四岁的刘伯承落下了川军名将的美称。

北伐与土地革命战争

  1926年,刘伯承在吴玉章等人的引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的委托,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与杨闇公一起组织了沪州、顺义起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刘伯承从四川东下,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与朱德等将一起组织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刘伯承等人潜往香港,1927年冬转到上海。在上海躲避期间,正遭通缉的刘伯承被染上恶习的儿子告发,几遭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躲过了反动派的追捕。
  从苏联回国后,刘伯承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面对“左”倾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刘伯承敢于站出来进行斗争,他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未受到重视,还被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参与长征

  红军在惨痛的失败中开始总结教训,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之后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刘伯承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刘伯承的军事道路渐入顺境,在长征途中,每遇关键时刻,他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情况下,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江。他还组织了智取遵义、强渡大渡河、巧过少数民族区域等重大军事行动,为红军的长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中,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与政委邓小平率部深入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组织指挥了奇袭阳明堡、伏击神头岭、巧胜七亘村等战斗,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打破了敌人的十三路“围剿”。在抗战胜利前夕,他率部大举对日寇反击,歼灭五万余,收复县城五十九座。

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他组织了上党战役,歼敌十三个师。随后又打了平汉战役,歼敌二个军,接着战陇海,下定陶,挥师南下,按毛泽东的部署,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楔子。刘伯承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组织了淮海战役,一举歼敌五十五万多;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随后渡过长江,打下南京城,挥师向南,解放了华东和西南地区。 
  千里跃进大别山应该说是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这场战争,与其说是斗勇不如说是斗智。当时解放军尚处劣势,第二野战军离开根据地挺进鲁豫已经处在虎狼夹击之中。为了掩盖真实的用兵企图,刘伯承指挥军队作出许多“示假”举动,把敌人引入迷途。刘伯承首先指挥军队打了鲁西南战役,使敌人误以为我军要夺陇海,于是调兵防守;随后,命令部队在黄河渡口佯攻,造成北进回归根据地之势,蒋介石立即调三十个旅分五路开进郓城、巨野。然而,刘邓大军的行动方向却相反,甩掉大后方向南挺进,完全打无后方战役,到此时蒋介石还以为刘邓大军是在不能渡的情况下被迫南窜。只有到了刘邓大军渡过涡河、沙河、黄泛区之时,蒋军才明白了我军的意图,但为时已晚。我军挺进大别山后,如同在敌人的腹部楔进了一支钢钉,使蒋军随时都深感不安。这一举措牵制了蒋军南线兵力的一百六十个旅中的九十个旅。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设下伏笔。
  全国解放之后,刘伯承辞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为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积极努力。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任院长七年多,他常常亲自审定教材,参加演习,使军事学院的建制和课程设置逐步趋于完善。

军事教育

创办军校

  “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名言,他也身体力行。为此奋斗了一生。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先后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到陕北后,在繁忙的战争指挥中,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率领大军转战南北,在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同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指挥战争之余,还亲自任教,以一个教官的身份出现在学员面前。
  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接受了办学任务,辞去了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后任院长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万事待兴的艰难环境下,他强支病体,和教员、干部一起摸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道路。他千辛万苦地选拔教员,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确定办学方针,逐项科目审定教材。在和平环境下我军形成的办学方针,高级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内容选定都凝结着刘伯承元帅的心血。建国后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达七年多的时间,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军事作风

  在办学过程中,刘伯承倡导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校风是育人的重要环境,学风是成长的重要条件。为了使刚刚办起的学校尽快形成良好的风气,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学校建立起完整的正规化规章制度,仅通过严格管理保证了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为了形成良好的办学风气和领导作风,他提倡“人人当院长”,“执事者各执其事”各负其责。倡导“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

教学原则

  为了适应现代化正规化的需要,刘伯承亲自审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针。他提出了“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经纬交织,纵横联系,编织起来”形成整体的训练指导原则。他强调把训练和培养善于组织指挥现代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作为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培养目标。

师资教材

  办学离不开师资,他提出并采用“速成”“速办”等方法提高教员的专业水平,提倡“尊师重教”以促使教员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刘伯承十分关心教材问题,他主张教材要少而精,内容要准备无误。他要求提法妥当,用语准备科学,标点符号无错误。他还常常在百忙之中亲自抓教材的编写、翻译、校对、出版等工作。
  刘伯承办教育其成绩是显著的,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训词》中肯定了刘伯承的成绩,他说:“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
  综上所述,用“我军院校的开拓者”和“我军院校之父”等词来描述刘伯承对军事教育的贡献是不过分的。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3.4.2 家庭情况

妻子
程宜芝,1957年病逝。育一子刘俊泰,1969年病逝。
吴景春,1932年失去联系。
汪荣华,2008年病逝。育三子四女。

子女
长子:刘太行,曾任空军某研究所副所长。后任装甲兵部队作战部副部长;
次子:刘蒙,曾任总参参谋,爱好文学,参与了《刘伯承传记》的编写工作,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青年刘伯承》;
三子:刘太迟,少将军衔,空军司令部装备部副部长。
亡女:刘华北,1945年6月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
长女:刘解先,北京总后勤医院第一门诊部医生;
二女:刘弥群,少将军衔,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
三女:刘雁翎,解放军总医院核医学科,北京医学会核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3.4.3 人物评价

  刘伯承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他判断敌情准确,计划战斗周密,善于出奇制胜,以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著称。
  朱德元帅曾赞誉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
  陈毅元帅留下过“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的名句。
  邓小平同志在《悼伯承》一文中写道:“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伯承是有大贡献的。”
  面对荣誉和功劳,他本人生前曾谦逊地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 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 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其主要著述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译著有《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苏军《合同战术》等。

3.4.4 相关延伸

刘伯承军事文选

《刘伯承军事文选》是2012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军事科学院《刘伯承军事文选》编辑组。
《刘伯承军事文选(套装共3册)》收录的文稿予以全部保留,但按照新的规范和要求进行了重新考证和注释,部分节选的文稿恢复了全文。

目录

《刘伯承军事文选(1)》
职请撤差查办另简贤能报告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四日)
军事报告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军事问题补充报告
(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
南昌暴动始末记
(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
永阳战斗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论战术战略的时代性与我们红军目前对于战术战略的认识问题
(一九三三年七月)
关于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问题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二日)
《机动的要义》译者前言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
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
(一九三四年五月)
游击队穿过敌封锁线到其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
(一九三四年九月)
《苏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译者前言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当前的隘路战斗
(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关于对军事行动部署的建议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三日)
为反蒋抗日致孙震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七日)
从实战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
西安事变后我军事领导上的急切之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解释援西军行动意义
(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
对救援西路军的建议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一日)
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意见书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
对援西军执行教育计划的建议
(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
各阶层的动向与我党的对策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七日)
对建立侦探网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袭击正太路敌人之布置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
《刘伯承军事文选(2)》
《刘伯承军事文选(3)》


3.5 贺龙

3.5.1 生平经历

贺龙(1896-1969),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原名贺文常, 字云卿。 湖南桑植人。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生涯中,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

  1896年3月22日,贺龙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念私塾五年,便辍学务家。少年的贺龙以愤世嫉俗,仗义疏财,敢于同恶势力相抗争而闻名乡里。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于191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桑植、石门、沅陵等县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曾三度入狱,威武不屈。
  1916年,他以两把菜刀闹革命,夺取了反动派的武器,组织起一支农民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在军阀林立的旧社会,屡遭失败,几经起落,在贺龙的坚强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在讨袁护国和护法战争中屡建战功。
  1924年至1927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贺龙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高举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旗帜,率部参加北伐战争。
  1926年夏,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时,已成为北伐军中著名的左派将领。
  1927年6月,由于战功卓著,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他不断追求真理,在北伐战争中,逐渐由信仰三民主义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革命转入低潮,贺龙无所畏惧,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一边,率部参加并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南昌起义后,贺龙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1928年初由上海回到湘鄂西,领导发动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和湘西起义,与周逸群、段德昌等创建了红二军团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他反对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搞的肃反扩大化。
  1934年10月,率部与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带领的红六军团在黔川边境会师,由他和任弼时统一指挥,发起湘西攻势,在十万坪、浯溪河重创敌军,兵围常德,有力地策应了红一方面军突围长征。
  1935年2月至8月,他和任弼时指挥红二、六军团反“围剿”,在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连获大捷,歼灭了整师整旅的敌人,粉碎了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开辟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1935年11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他们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追堵截,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
  1936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在甘孜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关向应等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促进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抗日战争开始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贺龙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
  1937年9月,率师主力东渡黄河,挺进敌后,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日军发起忻口战役,取得了雁门伏击战等胜利。后转入晋西北管涔山区,率部粉碎日军对晋西北的进攻,接连收复岢岚、五寨等七座县城,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8年底奉命率部挺进冀中,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指挥第120师和八路军第三纵队转战冀中平原,先后在大曹村、曹家庄、邢家庄、黑马张庄,四战四捷。他指挥的河间齐会战斗,是抗日战争中平原歼灭战的范例。在这次战斗中,他身中毒气,仍坚持指挥,为部队作出表率。
  1939年9月,在晋察冀边区指挥了著名的陈庄战斗。
  1940年率部返回晋西北,担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和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领导晋西北军民粉碎了日军多次“扫荡”,指挥晋绥军民“把敌人挤出去”,创造了许多光辉战例。他领导晋绥人民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使晋绥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巩固。
  1942年6月,他担任陕甘宁和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为陕甘宁和晋绥两个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日军投降后,贺龙率领晋绥部队主力挥师北上,解放了晋中广大地区,并与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部队一起进行了绥远战役、晋北战役,协同晋冀鲁豫部队发起了吕梁、汾孝战役,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解放战争开始后,贺龙奉命协助彭德怀组织指挥西北战场部队,并主持后方根据地的建设,负责陕甘宁和晋绥的财经工作。他积极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土地改革,集中边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部队作战,为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12月,贺龙率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等部,由陕入川,配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歼敌数十万人于成都地区。西南各省解放后,贺龙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他与邓小平、刘伯承一起领导了清剿土匪,恢复生产,建设边疆,以及改造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部队等工作,为和平解放西藏,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贺龙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卓越领导人。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4年调中央工作后,一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期以来,他积极参与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1959年底,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同罗瑞卿等领导了我国的国防工作建设。
  1964年初,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叶剑英、罗瑞卿等组织全军群众性的大练兵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从建国初期开始,他一直兼任国家体委主任,是中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国际事务中,他协助周恩来工作,多次出访欧亚各国,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间的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中,贺龙遭到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残酷迫害。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对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气节和高尚品德。
  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贺龙含冤而死后,毛泽东曾说过:“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曾多次指示为贺龙平反。
  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中充分肯定了贺龙为中国革命作出的不朽贡献。他的主要著作已收入《贺龙军事文选》。

3.5.2 人物评价

  贺龙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一生追求真理,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战争年代,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善战,历尽艰险,百折不挠;和平时期,为社会主义建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自觉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他对敌人恨,对人民爱,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大公无私,刚直不阿,言行一致,光明磊落,平易近人,豁达大度,爱护战士,关心群众。他的英雄形象和崇高品德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3.5.3 相关延伸

小米·布鞋·一碗鱼

  党课,是对党员进行党史学习和党性教育的重要形式,是提高党性修养和增强党员觉悟的重要途径。然而,把党课讲好却并非易事。
  时下,“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在各单位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讲好党课是其重要推进措施。教育者倘若思想不重视,态度不端正,把讲党课当成被动地完成任务,随便在网上找篇文章照本宣科念一念,脑子里没谱,肚子里没货,断然达不到授课之目的。
  回顾革命战争年代,老一辈革命家经常为身边党员、战士讲党课,形式生动活泼,内容鞭辟入里,听课的同志大受其益,乃至受用终生。延安时期,贺龙曾讲过一堂密切党群关系的党课,没有演讲稿,台前只摆放了三样东西:一碗小米、一双布鞋和一碗小鱼。小米代表百姓的辛勤养育,布鞋代表群众无私奉献,一碗小鱼则代表军民鱼水情谊。别开生面的授课,独具一格的课堂,让党员干部真正听得进、记得牢。
  时移世易,把今天的党课讲精彩,讲到党员干部心里去,让他们爱听、喜欢听,就需要我们的党课,从形式到内容,必须紧贴党员的思想现状与现实需求,紧贴部队的职责使命与强军梦想,像革命前辈那样,心中有党,真正把自己与党组织联系在一起,融入身边典型的鲜活事例,让党课多接地气、多冒热气、多有生气。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曾讲过“酸菜里面出政治”的故事。他说:“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面对这位将军的提议,毛泽东同志并没有讲大道理,而是用举例子讲故事的方式,循循善诱,把大道理讲得浅显易懂、明明白白,让广大党员干部听后深受触动。
  课讲得好,会激励一大片,催生正能量,发挥党课教育人、鼓舞人和鞭策人的作用,反之,会流于形式,非但起不到党课应有的作用,还会消磨党员意志,弱化党员责任,造成负面效应,带来不良影响。作为各级思想政治工作者,有必要学习借鉴老一辈革命家的思教工作法,探索实践化党课教育方式,增强使命感责任感,把党课讲活讲精彩,让广大党员、干部在灵魂上受触动,思想上受感动,回去后有行动,从而固强军人的理想信念,激发强军兴军的历史担当,进一步提振精气神,锤炼好作风,展现新作为。

  (摘自《中国国防报》2016年06月21日 02版)


3.6 陈毅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

3.6.1 生平经历

  陈毅 (1901年8月26日-1972年1月6日),男,名世俊,字仲弘,四川乐至人,中国共产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新四军老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十大元帅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副主席。中共第七、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革期间,与四人帮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
  1968年,下放石家庄。
  1972年去世。
  1977年其遗作专集《陈毅诗词选集》出版。

战争时期

  1901年8月26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三)生于四川乐至复兴场张安井村。
  1916年就读于成都甲种工业学校(现成都工业学院)。
  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10月因参加中国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武装押送回国。
  1922年回到四川家乡,通过与蔡和森通信,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到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并经颜昌颐、肖振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陈毅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书记。同年参加南昌起义后任
  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率部参加湘南起义。

  中国土改革命战争时期历任:

  中国共产党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党代表;
  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师长、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书记;
  第六军政治委员;
  中国共产党赣西南特区委员会书记;
  第二十二军军长;
  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
  西方军总指挥;
  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分局委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历任: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新4军分会副书记
  新4军第1支队司令员
  江南指挥部指挥
  苏北指挥部指挥
  华中总指挥部代理总指挥
  新4军代军长
  新4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

  中国解放战争时期历任:

  中国共产党华东军区司令员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
  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
  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建国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历任:

  华东军区司令员
  上海市市长
  第三野战军司令员。

  在上海市任职期间,曾着手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并下令对上海文艺界作出保护。
  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2月起兼任外交部部长。1959年起任第三、第四届 中国政协副主席。
  1966年1月陈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九届中央委员。
  文革期间,陈毅、谭震林等人与四人帮斗争,被对方划为“二月逆流”。1969年10月,陈毅被以“战备”为名,疏散到石家庄。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上卷入了所谓“二陈(陈毅、陈伯达)合流”。

逝世

  1971年1月16日,陈毅腹痛加剧,发现患有肠癌。 
  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在北京西郊八宝山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到达现场。逝世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3.6.2 功绩

黄桥战役

  1940年9月30日,国民党调集部队,对江苏省泰兴县黄桥地区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发动进攻。黄桥战役进行时,八路军第5纵队从淮阴地区南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部队东进至运河,在战略上起了策应作用。此役历时4天,共歼国民党军队1.1万余人,俘虏官兵4000余名,缴获军用品甚多。新四军伤亡900余名。这次战役,对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要战役。为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华中抗战新局面。

孟良崮战役

  1947年4月,蒋介石在进攻延安的同时,调动40万人向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陈毅、粟裕等率领的华东人民解放军作战,歼灭国民党2万4千多人。5月上旬,国民党军复由临沂、泰安一线,分左、中、右三路向沂蒙山区进攻,压迫华东解放军退至胶东狭窄地区。华东解放军以部分兵力分别钳制国民党的左右两翼,而以主要兵力实施中间突破,即选择了冒进突悬的中路敌人,实行猛烈的围攻,经过5月13-14日的浴血战斗,陈毅率军将国民党素有“王牌师”之称的整编74师全歼于孟良崮山区,此战共毙伤俘虏国民党3万2千多人,该师师长张灵甫亦被击毙,这就是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也是后来小说《红日》的历史题材。解放军打退国民党对沂蒙山区的第二次进攻,扭转了山东战场的整个战局。7月,陈毅率军再次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三次进攻,国民党被迫西撤。

淮海战役(1949年)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第二个战役,是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这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统一指挥淮海战役。淮海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发起。解放军经过66天的战斗,以伤亡11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

上海战役(1949年)

  上海战役是陈毅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他指挥的最艰难的战役。国民党大部分军队退集到了上海,蒋介石要求指挥这三十万军队的汤恩伯坚守六个月,等待美国人出兵救援,陈毅指挥的第三野战军已经达到了上海。
  陈毅担当上海市市长;共产党军队极力将国民党调到外围阵地加以歼灭,以轻武器攻占城市,付出了重大代价,取得了胜利,前后15天时间。上海战役,除汤恩伯率5万人乘军舰撤逃外,其余15.3万人全部阵亡。

军事思想
  陈毅的军事思想研究,在中国现代军事思想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陈毅传》编写组撰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陈毅传》,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陈毅军事文选》,是研究陈毅的军事思想的重要依据。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中,收有《陈毅的军事思想》及其重要著作的条目。

3.6.3 人物评价

  陈毅逝世后,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追悼会前,毛泽东同张茜和他们的子女谈话中说,陈毅是好同志,并高度评价陈毅一生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的贡献;肯定陈毅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是能够团结同志的。毛泽东还向在场的一位外宾说:“陈毅是支持我的;林彪是反对我的,跑了,摔死了。他也是反对陈毅同志的。”
  周恩来在悼词中颂扬陈毅一生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
  朱德写诗哀悼陈毅:“一生为革命,盖棺方论定。重道又亲师,路线根端正。”
  董必武在挽陈毅诗中写道:“栋折吾忧压,伊谁继直声”。

3.6.4 相关延伸

孟良崮战役

  孟良崮战役是国共内战期间,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沂蒙山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重大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被完全消灭。这一战役,开创了在敌重兵密集并进的态势下,从敌阵线中央割歼其进攻主力的范例,是打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和转变华东战局的关键一战,被陈毅誉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战役点评
  此战,华东野战军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魂,在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一举全歼国民党军精锐“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74师,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
此战创造了我军在敌重兵集团密集并进的态势下,从敌战线中央割歼其进攻主力的范例。这一战役的胜利,是在诱敌深入、持重待机,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于能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机动位置这一指导思想下取得的。关键的一着在于,前线指挥员粟裕善于分析敌情的变化,适时而准确地看出了强敌在一定条件下出现了致命的弱点,从而当机立断,迅速抓住战机,毫不犹豫地定下“虎口拔牙”的决心;在战役指导上,做到因时因地制宜,改变了攻歼侧翼之敌的习惯战法,果敢地采取了“中间突破”的大胆行动:利用山区的复杂地形,隐蔽地楔入敌人纵深,集中优势兵力实施分割包围,连续攻击,不给敌人以喘息整顿的机会;并且严密组织了主攻兵团与阻援兵团的配合与协同,从而达成了全歼和速决。
国民党军的战史在评述这一战役时说:共军“在我军云集区内……竟能大胆集中兵力,围攻我七四师,此诚一般始料所不及,亦造成奇袭之基本原因。”
  此役也是粟裕大将指挥的杰出战役之一,被誉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毛泽东主席曾对粟裕说过“这场战役中国只有两个人没有想到,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我毛泽东!”


3.7 罗荣桓

3.7.1 生平经历

  罗荣桓(1902-1963)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国家和军队卓越领导人。
  1902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荣桓镇)。在衡东县荣桓镇南湾村有罗荣桓故居和罗荣桓元帅纪念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国十大元帅之一。

  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被派往鄂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参与组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同年参加鄂南暴动,任党代表。这支武装在江西修水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他任特务连党代表,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经三湾改编,随毛泽东进入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一团特务连党代表、第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营党代表、第二纵队党代表。积极建立军队基层的共产党组织,实行民主制度,尊重爱护士兵,反对军阀作风。
  1929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被选为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
  1930年8月任第4军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
  1932年3月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款,扩大红军队伍。第四次反“围剿”后,改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曾兼任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领导扩红工作成绩卓著。
  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获红星奖章。同年9月任第8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中8军团撤销,他先后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第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到陕北后,参加了东征战役。
  1936年6月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培训高级干部的第一科政治委员。
  1937年1月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
  1937年9月,率师政治部和少数部队,在晋冀边界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8年到吕梁山地区,与代师长陈光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同年秋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随后任115师政治委员。
  1939年3月初与陈光率115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参与指挥樊坝、梁山等战斗,重创日伪军。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团结抗日的友军和爱国进步人士,孤立和打击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他率领的115师部队,与山东人民抗日起义武装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先后在鲁西、鲁南、冀鲁边、鲁中、滨海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1941年8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同年冬,日伪军5万余人“扫荡”鲁中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等领导机关被日伪军合围于沂水留田一带。他准确地分析敌情,掌握时机,出敌不意地率部向日军占领区临沂方向转移,跳出敌人重围。后又返回根据地中心地区,领导军民坚持斗争,挫败日军在山东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
  1943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代师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他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领导了整风运动。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领导山东军民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加强连队基层建设,开展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争,针对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提出“敌人打过来,我们就打过去”的“翻边战术”,扭转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被动局面。
  1944年开始组织一系列战役,实行局部反攻,巩固、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1945年指挥部队在山东进行大反攻,控制山东境内的津浦、胶济、陇海铁路,收复除济南、青岛少数城市之外的山东大部地区。此时罗荣桓的麾下已经是拥有27万正规军的、共产党在全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建立了中共最强大的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正规军人数占共产党军队的三分之一。
  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从1945年10月底开始,罗荣桓领导的山东军区部队陆续出发,除个别部队是走陆路外,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分三批乘船到东北的。山东军区开创了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渡海行动。10月24日,罗荣桓接到中央的电报,要他“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除6万余人正规部队以外,山东军区还派往东北20个基干团,约3万人。这样,山东军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向东北共输送了9万人的干部、战士。在罗荣桓一行到达东北的前后,除万毅和萧华所率领的干部、战士外,还有许多山东军区的部队到达东北,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中坚力量。剩下的20余万正规军也成为了第二野战军、第二野战军主力。
  进军东北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他强调打破和平幻想,准备长期作战,积极贯彻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曾提出发动群众,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建议。他组织领导了东北地区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
  1947年在部队中推广第3纵队诉苦教育经验,增强指战员的战斗意志,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一经验后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军推广。他主持组建二线兵团,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量兵员。将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由11万余人发展到150万人,成为各大野战军中实力最强的野战军,占全国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
  参与指挥辽沈战役,在辽沈战役中,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予以全歼的战略决策,对夺取辽沈战役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他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工作。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1949年6月以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1950年4月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开始研究军衔实施的准备工作,并于1953年开始主持上将以下、少将以上将衔评定。
  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11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他在领导全军政治工作中,强调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并主持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领导“向文化大进军”,提出“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部队政治理论教育方针。
  1952年领导筹建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兼任院长。他善于团结和使用各方面的干部,领导建立干部工作制度,加强干部工作建设。
  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60年代初,他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反对林彪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从1959年12月起,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还分管民兵工作,曾任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强调民兵工作要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围绕生产,结合中心任务进行,进一步明确了和平时期民兵建设的方向。

  历任
  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
  115师政治委员
  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
  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15师代师长兼政委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
  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
  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
  最高人民检察署第一任检察长
  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
  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第二、第一、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第三、中央军委副主席
  第四、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
  第五、中国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
  第六、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第一任院长等党、国家和军队重要职务。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从1942年起经常带病指挥作战,1946年曾切除一侧肾脏,以后长期抱病工作,
  1963年12月16日病逝于北京。毛泽东作诗《吊罗荣桓》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一生写了很多诗词,怀念战友和亲人的作品却很少。《吊罗荣桓》这首七律,应该说是目前可见的毛泽东惟一的一首严格意义上的悼诗,也是毛泽东唯一悼念战友的诗。诗中最后一句“国有疑难可问谁”,足以体现毛泽东对罗荣桓的深厚友情和非凡器重。

3.7.2 大事年表


  1902年11月26日诞生于湖南省衡山县(今衡东县)。

  1919年底,参加了长沙反对军阀张敬尧和抵制日货的运动。

  1923年7月考入山东私立青岛大学工科预科。

  1927年4月到武汉中山大学理学院就读,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团支委组织干事。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7月被中共湖北省委派往鄂南通城县从事农民运动。8月20日组织通城秋收暴动,任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党代表。8月底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100余人到达江西修水县,与没赶上南昌起义而来修水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合编,不久该团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9月29日部队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改编,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10月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在宁冈古城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团结争取井冈山王佐、袁文才两支农民武装。

  1928年初任三营九连、八连党代表,参加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亲自实践了毛泽东提出的各项建军原则,参加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创建。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在宁冈砻市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罗荣桓任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8月中共湖南省委代表乘毛泽东不在,促使红四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造成“八月失败”。毛泽东带罗荣桓领导的三十一团三营到湘南接应受挫的二十八团。

  1929年1月14日随红四军下井冈山,向赣南进军。3月红四军前委决定在赣南、闽西边境地区分兵游击,发动群众。三十一团被编为第三纵队,三营被编为九支队,罗荣桓任九支队党代表。6月至10月带领三纵队九支队参加了攻打龙岩、出击闽中和广东东江地区的各次战斗。10月30日在攻打梅县时腰部负伤。12月28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罗荣桓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前委委员。

  1930年1月调任二纵队党代表。6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成立了红一军团。朱德任军团长,毛泽东任军团政治委员。罗荣桓代理红四军政治委员。8月23日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组建一方面军。红军决定强攻长沙。罗荣桓任红四军军委书记、政治委员。9月10日奉命与林彪一起指挥红四军参加攻打长沙,未克。10月4日红四军攻占吉安城。11月参加峡江县罗坊会议,在会议上发言支持毛泽东关于放弃打南昌,移师赣江以东,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作战,以粉碎敌人“围剿”的主张。12月30日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四军在龙冈西北地区,与红三军阵地相联结,使敌十八师陷入重围被全歼,活捉师长张辉瓒。接着又追击逃敌,歼敌五十师之一半。

  1931年5月参加第二次反“围剿”,率红四军参加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四次重要战斗。8月参加第三次反“围剿”。良村等地战斗后,部队转移途中遭敌袭击,一些伤员、俘虏和缴获的枪械受到损失。随后,被免去军委书记职务,由林彪接任。

  1932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军团和五军团的十五军组成东路军,罗荣桓任一军团(兼东路军)政治部主任。4月随东路军向福建进军。4月20日参与指挥攻打漳州战役,打开漳州后,他积极组织部队发动群众筹款。

  1933年3月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反“围剿”中,以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名义发出《红一军团官家僚以后政治工作指示》,全面总结了反“围剿”中的政治工作。4月14日调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后又调任总政治部任巡视员、动员部长。7月兼任总政治部扩红突击队总队长,为红军的扩充做出了贡献。

  1934年1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扩大红军突击月总结的决定》,宣布将罗荣桓等扩红突击队领导者列入光荣红版予以表彰。1月21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罗荣桓由于扩红工作成绩突出,在会上受表扬并获得银质奖章。会上,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9月21日红八军团组成,任该军团政治部主任。10月随部队参加长征。12月13日八军团因战斗减员而撤销,调任总政治部巡视员。

  1935年8月随中央红军的后卫三军团过草地北上。9月10日到达俄界,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1936年2月10日一军团政治部以罗荣桓的名义发出《关于目前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部队加强政治动员和训练教育工作。6月调红军大学学习,同时任一科政治委员。

  1937年1月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5月与林月琴结婚。7月10日任一军团政治部主任。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第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后改为政治部主任。9月率领一一五师政治部、骑兵营、教导大队等单位,在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8年年初率政治部等南下到达晋西南赵城与司令部会合。3月林彪被阎锡山部队误伤,离职休养,由陈光代理师长,随后罗荣桓任一一五师政治委员。3月与代师长陈光率三四三旅,开进蒲县大宁公路,在午城、井沟等地与日军一○八师团激战,歼灭大量敌人,迫使敌人后撤,保卫了黄河渡口。4月率部到达晋西汾阳、孝义一带,开辟吕梁山抗日根据地。9月敌一○八师团沿汾离公路西犯,企图西渡黄河。和陈光指挥部队先后在薛公岭、油坊坪、王家池伏击敌人,毙伤敌1200余人,巩固了吕梁山根据地,保卫了陕甘宁边区。9月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汇报了抗战以来一一五师工作情况和经验。中央在会上提出“派兵去山东”。根据中央决定,一一五师派六八五团向山东开进,开辟(微山)湖西根据地。12月与陈光率领师直与六八六团等部队到达晋东南,组成东进支队,向山东进军。

  1939年3月东进支队进入鲁西郓城地区。全歼郓城西北樊坝伪军一个团,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5月11日在肥城以南之陆房地区,一一五师部队冲破敌之包围,并歼敌一部。陆房战斗后,他派东进支队大部,东越津浦路进入鲁南地区。8月山东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该地区党政军民工作,朱瑞为书记,罗荣桓、徐向前等为委员。这个月里,罗荣桓与陈光指挥部队在梁山地区歼灭日军长田敏江少佐以下300余人。11月赶赴(微山)湖西地区,及时处理了该区错误的“肃托”事件,挽救了湖西抗日根据地。12月26日在干部会议上提出把抱犊崮山区建立为八路军单独的根据地。

  1940年1月指挥一一五师和农民自卫团,挤走国民党顽固派费县县长李长胜,解放崮口。2至3月与陈光指挥三打白彦,歼敌800余人。9月一一五师在鲁南天宝山区的桃峪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他总结了对敌顽斗争的“插、争、挤、打、统、反”六字方针,提出了“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号召和具体措施。10月一一五师将部队编成6个教导旅,分布于苏鲁豫皖、鲁南、滨海、鲁西、湖西、冀鲁边等地,师属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近7万人。

  1941年2月1日罗荣桓等一一五师全体将士致电中共中央,就皖南事变问题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主张,克服投降内战危机。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组织新的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为书记。11月侵华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亲自指挥日伪军5万余人,向山东根据地中心沂蒙山区进攻。11月5日率山东党政军机关巧妙而果断地突出了重围,随后率领部队又回到沂蒙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2年1月军委指示,一一五师统一指挥全山东部队(包括山东军区)。4月刘少奇由苏北到山东,指导山东分局进行了4年工作总结,肯定了山东斗争的成绩,指出了山东党的领导的主要问题。罗荣桓对改进山东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8月在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和一一五师《战士月刊》上分别发表《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和《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根据地》。11月指挥教二旅运用“翻边战术”乘日伪军开赴沂蒙山区的机会,在赣榆、东海一带的海陵地区攻克敌伪据点16处,粉碎了敌人对这一地区的蚕食。11月在《战士月刊》上发表《克服在游击战争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12月到前线,参加指挥第三次甲子山战役,收复甲子山区。《战士月刊》发表了他写的《一九四二年的政治工作总结与一九四三年的政治工作任务》。

  1943年3月12日中央军委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一五师政治委员、代师长。3月13日在山东军政工作会议上作《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的报告。6月蒋介石命李仙洲部入鲁接收东北军于学忠部防地。罗荣桓根据毛泽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对于部撤出山东给予便利,同时阻滞了李部入鲁。从而大大改善了我军在山东的态势。7月23日与黎玉联名在《大众日报》上发表《我们能坚持,我们也能胜利》一文,分析了山东形势,指出抗战的光明前途。8月3日在《大众日报》发表《纪念我军建军十六周年要认识“八一”的历史教训》。8月中央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分局书记。10月9日与黎玉、肖华联名发布《山东军区反“扫荡”紧急动员令》,部署反“扫荡”。随后,又具体指挥部队进行反“扫荡”斗争,很快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1944年3月利用日军在太平洋作战失利,兵力大批外调的形势,指挥了山东战场的攻势作战。3月在春季攻势中,山东八路军一举歼灭伪军吴化文部7000余人,控制战略要地鲁山地区。6月15日在《斗争生活》上发表《紧紧掌握对敌斗争,巩固成绩,反对自满》。同日在碑廓镇主持山东军区军事会议,在由下而上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他作了《关于军工会议的总结报告》,总结了对敌斗争经验,确定了今后的军事方针,统一了作战指导思想,对于山东八路军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7月1日发表纪念建党二十三周年文章《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7月7日在《大众日报》发表《纪念“七·七”》。8月12日答复了毛泽东7月28日向各战略区电问的十个问题(整风、时事教育、整训部队、民兵工作,城市工作等等)。后来毛泽东复电说:“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领导山东部队发起秋季攻势,相继解放利津、沂水、文登、荣城等地。争取了伪军王道、莫正民等部起义。9月18日罗荣桓等山东军区首长发布《加速反攻准备的紧急动员令》,要求立即在全区军民中进行深入的战备思想动员,开展政治攻势,做好战斗、生产、物资等各项准备工作。

  1945年1月3日在山东分局、军区直属队干部会上,作《一九四四年的过去和一九四五年的到来》的报告,总结了1944年的斗争经验,要求在新的一年全面贯彻党中央对解放区的各项号召。1月17日在罗荣桓主持下,山东军区发出《关于一九四五年山东我军主要作战方向的指示》,确定以开辟胶济路东段两侧为主攻方向,以便将胶东、渤海、鲁中、滨海各区打成一片。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意图,山东八路军发起春季攻势。鲁南军区全歼伪和平救国军第十军,击毙伪军长荣子恒,解放泗水城;胶东军区歼灭伪军赵保原部1.2万人;3月鲁中军区解放蒙阴县城。4月主持制定了山东军区5、6、7三个月作战计划,开展夏季攻势。根据这一计划,渤海军区讨伐伪军张景月部,歼敌2700多人;鲁南讨伐伪军张里元部,歼敌2000余人;鲁中讨伐伪军厉文礼部,歼敌6000余人;滨海军区讨伐伪军张步云部,歼敌4000余人。通过这些行动,山东解放区扩大了 2万余平方公里,使山东形势发生了有利的变化。4月中共七大召开,罗荣桓因工作关系未出席,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7月7日在《大众日报》上发表《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一文,指出山东解放区已有1700万人口,28万八路军正规军和游击队,50万民兵与几百万人民自卫武装,这是经过7年苦斗创造出来的,为即将到来的总反攻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局面。8月11日延安总部发出向敌占区进攻的命令。同一天,罗荣桓主持召开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高级干部联席会议,讨论部署了反攻的进军任务。8月13日与黎玉、肖华联名发布动员令,命令各部队紧急动员起来,完成对敌人的最后一击,迫其投降。8月至9月罗荣桓等指挥部队分5路向山东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先后解放了46座县城、6处港口、35个火车站,歼敌伪军6万余人。不久,根据军委“东北方面主要靠山东出兵”的指示,罗荣桓等组织山东部队6万余人,地方干部4000余人,分3批经海、陆两路北上东北。10月24日率指挥机关去东北,11月到达沈阳。10月31日就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1946年3月因病去大连治疗,病中致电东北局,提出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应全面发展自己,全力支持长期战争。5月回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6月11日林彪、彭真、罗荣桓等致电各兵团并报中共中央,要求指战员勿因敌占我一些城市而恐慌,要主动放弃一些城市,诱使敌人分散,换取歼敌机会。16日,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东北局,林彪为书记,彭真、罗荣桓、陈云为副书记。

  1947年6月不顾苏联医生要他长期疗养的建议,出院回国。7月根据罗荣桓的意见,东北局有组织、有计划地建设二线兵团,保证主力部队有充足的后备兵力。他直接领导了这项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组成了164个独立团,共37万多人。这一重大措施,对推动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8月26日《东北日报》根据他的指示,刊登了辽东军区诉苦教育的经验,发表了《部队教育的方向》的社论。9月14日与林彪等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到11月初歼敌6.9万余人,克城17座,粉碎了敌人“倚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战略方针。

  1948年2月2日在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总结了部队政治工作经验。3月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要求后勤单位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政治工作贯彻到各个系统中。在东北野战军召开的参谋会上作报告,提出了关于今后建军及正规化问题。3月与林彪指挥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的冬季攻势结束。这次攻势共歼敌15.6万余人,使国民党占领区缩小到只占东北全境1%。5月根据罗荣桓的意见,东北人民解放军颁布了入城纪律守则八条,后来中央军委将这一守则转发全军。6月15日到长春前线主持召开了会议,明确了我军对长春守敌要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与经济封锁,使其军心动摇而后再攻的方针。8月14日,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兼野战军政治委员。9月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指示“置长、沈两敌于不顾”,“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以封闭国民党军队于东北境内,然后加以歼灭。遵照军委指示,他和林彪等指挥东北野战军发起规模巨大的辽沈战役。10月2日因敌人4个师在葫芦岛登陆,林彪一度犹豫,要回师打长春。在罗荣桓的劝说下,很快又坚定了打锦州的决心。锦州战役开始前,林彪、罗荣桓亲临前线对攻城进行部署。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守敌发起总攻,15日攻克锦州。11月8日主持起草向中央的综合报告,总结了辽沈战役的情况。11月9日东北全境解放。11月23日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开始向关内开进。11月30日与林彪率野战军指挥机关离开沈阳向冀东挺进。12月11日毛泽东电示林彪、罗荣桓规定了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12月17日奉中央电召到河北西柏坡中央驻地,参加研究今后作战的方针。12月22日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发出布告,宣布解放北平、天津诸城市的《约法八章》。

  1949年1月10日中央指示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统一管理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项工作。开始同傅作义派出的代表进行谈判。1月15日天津解放。16日,与林彪致函傅作义,劝他接受和平改编方案。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1日在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部队师以上军官会议上讲话,指出,改编不只是改旗易帜,换个番号,而是将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军队改变为人民军队,是立场上的根本改变。3月2日主持中共同傅作义、董其武方面关于和平解放绥远问题的谈判。绥远于9月19日和平解放。3月为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第四野战军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他作报告,着重讲了反对无政府主义、无纪律现象的问题。4月11日第四野战军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出发南下,他因病留天津治疗,随后到达北平。6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华中局和华中军区成立,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一政治委员。9月30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0年4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成立,罗荣桓任主任。9月4日军委总干部管理部正式成立,他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

  1953年12月7日军委在彭德怀主持下,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定了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制度和方针。会议坚持了在军队内部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坚持了人民解放军传统的政治工作制度。他参与了这些重要决策。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揭露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罗荣桓因病未出席会议,作了书面发言。4月15日组织领导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经中央军委批准正式颁布实施。6月19日被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二次会议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8月24日军委批准政治学院根据罗荣桓指示起草的《办院基本方案》。9月27日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9月29日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2月兼任政治学院院长,政治学院开课。8月在《八一杂志》上发表《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一文。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9月23日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月2日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信,因健康原因,请求解除他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管理部部长职务。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9月15日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7年1月到湖南、广东、海南、福建等地视察。8月为《解放军报》题词:“发扬人民解放军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传统作风,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9月为《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撰写了《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一文。
  1959年2月到湖南等地视察。4月18日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继续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6月5日任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9月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军委,他任军委委员,分管民兵建设工作。11月2日到空军部队视察。11月22日主持起草了军委关于民兵工作问题向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建议把民兵工作重点放在政治经济中心、工矿、交通枢纽地区和海陆边防地区以及沿海岛屿。中央将报告批转全国执行。12月到安徽、上海等地视察。12月14日中央军委决定建立民兵工作小组,他任组长。

  1960年1月指示《解放军报》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提倡干部通读毛主席著作,在宣传上不要简单化,庸俗化。10月为政治学院《思想战线》杂志创刊题词:“要提高马列主义理论,必须联系实际,避免无的放矢。”

  1961年1月再次出任总政治部主任。2月到南京、福州、上海、杭州、南昌等地部队视察。3月到长沙政治干部学校和工程学院视察。4月30日在第二十六次军委常委会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时,他当着林彪的面指出“带着问题学毛选”的提法不妥。在这前后,他还多次反对林彪将学习毛主席著作庸俗化、简单化的错误主张。7月18日军委民兵工作小组扩大为人民武装委员会,他任主任。8月5日为《解放军报民兵专刊》题词:“加强民兵国防教育,把民兵组织落实到生产基层中。”10月4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总结讲话中提出,红与专问题,要落实在专业上,只讲红不落实在专上也是空的。11月15日在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组织部门的任务主要是抓党的组织建设。连队工作靠党支部的领导,党支部搞好了,中心工作才能搞好。党的建设主要抓教育提高党员质量,健全和活跃党的生活。

  1962年10月10日主持召开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第四次会议。11月在全军组织部长会议上强调指出,党委建设要着重解决民主集中制,原则空气和团结三个方面的问题。发展党员要强调质量,从组织教育培养入手,要重视党员干部的道德品质问题。

  1963年2月16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加强党委工作,主要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党委内部既要加强团结又要坚持原则。9月28日因病重住院。在病危时还嘱咐政治学院的领导,一定要把政治学院办好。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12月19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向罗荣桓遗体告别。12月22日首都各界2万余人在人民大会堂公祭罗荣桓。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朱德、邓小平、林彪陪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代总理邓小平致悼词。

3.7.3 主要著作

《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
《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
《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

3.7.4 相关延伸

唯一与毛泽东一生共事的元帅

  毛泽东晚年几乎不再参加别人的追悼会。十大元帅中,有六位在毛泽东之前去世,而毛泽东亲自参加的,只有罗荣桓和陈毅两个人的葬礼。在十大元帅里毛泽东与罗荣桓的关系是最亲密的,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悲痛万分,几天几夜不能入眠。一天深夜,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吊罗荣桓》这首七律,应该说是目前可见的毛泽东惟一的一首严格意义上的悼诗,也是毛泽东唯一悼念战友的诗。共同的战斗生活使毛泽东与罗荣桓加深了了解。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工作能力、思想品质、为人处事等大为赞赏,两人成为知心战友。毛泽东称罗荣桓为一辈子共事的人。

毛泽东主席和温相罗荣桓

  1963年12月16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准备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计划的报告,一时冠盖云集、将星闪耀。会前,毛泽东异常严肃、庄重的站起身来,用很低沉的声音说:“就在今天下午,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我们敬爱的罗荣桓同志因病逝世了,在这里,我提议,为罗荣桓同志默哀三分钟以表达我们的怀念。”立刻,全体起立,静默肃然。接着,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等人说:“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他这个同志,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对敌人狠,对同志亲,从不背后议论人,有话讲在当面,原则性、纪律性很强。当年,在山东的时候,我说一个罗荣桓去了活了一盘棋。东北战役(原话如此)的时候,他主张打锦州,和中央保持了一致。这是一个好同志啊,永远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啊。”他冲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点点头说:“请你转告林月琴同志(罗荣桓夫人),就说罗荣桓同志逝世,我很难过,请她注意身体,继承罗荣桓同志的遗志。”罗瑞卿用笔记下了这几句话,当晚,就告诉了林月琴。

  罗荣桓追悼会上,毛泽东深深的向这位从秋收起义就开始跟随他的青岛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思想战线奠基人(毛泽东语)的元帅鞠了三个躬。而且,他专为罗荣桓赋诗一首,78年,发表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传诵一时。当时没有发表的原因是这样:毛泽东不同意,他说:“这只是我个人对于罗荣桓同志寄托的战友的哀思,不要当作以往的作品看待,而且,我一向不主张个人感情萦怀的,拿出去不好。”当他走到林月琴的身边时,他说:“月琴同志,荣桓同志的逝世使我很难过,诗稿写的很草率,不过,代表了对战友的一片感情而已,荣桓同志一生不说假话,值得我们学习啊!”(据林月琴回忆)

  毛泽东的秘书回忆,罗荣桓的逝世的确让毛泽东很难过,这也是很少有的,毛泽东有一个晚上都在写那首痛悼罗荣桓的诗。而此前,只有建国初期任弼时的逝世才会让他如此动容。此后,从毛泽东的原来诗稿上看出,毛泽东的笔迹抖动,全无半月前的那张《龟虽寿》那样洒脱。毛泽东建国以后军内只参加过罗荣桓、陈毅的追悼会,而陈毅追悼会的政治含义远比战友感情来的深,只有罗荣桓的追悼会,毛泽东流露出了一些凡人的感情。这是很值得回味的,也是这个罗荣桓,多年以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同志在给《罗荣桓传》题词的时候,曾经饱含深情的说道:“罗荣桓同志是做老实人,干老实事,一生光明磊落,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和中央保持一致,始终为人民群众着想,这样的同志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才是优秀的共产党员。”2002年,纪念罗荣桓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江泽民代表中央、中央军委高度赞扬了罗荣桓光辉战斗的一生,江泽民说:“罗荣桓同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面旗帜。”一个生前死后居然连续得到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赞许的军中将领在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

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器重

  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以后,就随同部队到达井冈山,历任连、营、纵队党代表,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经毛泽东提名,罗荣桓当选红四军前委委员。会后,毛泽东点了罗荣桓的将,他说:“罗荣桓同志在作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是一个多面手,他不是生搬硬套、生吞活剥,而是栩栩如生,这个同志以后很有可能为我们红军立下更大的功勋哩。”

  不久以后,罗荣桓在担任总政治部动员部部长的时候,一次扩红8000人,荣获扩红的奖励银牌和锦旗,毛泽东多次就此事赞扬罗荣桓,他说:“我们革命要想成功,没有人是做不到的,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招兵买马,在这点上,罗荣桓同志做的比较好,也比较成功,他的特点是既来之,又安之。来到部队上的人都是心甘情愿的为革命献身,革命虽然不是请客吃饭,可也不能强买强卖,在这方面,罗荣桓同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山东地区吃紧的时候,毛泽东坚决主张让罗荣桓前去,而此前罗荣桓已经要求因病少负一些责任,毛泽东亲自找罗荣桓谈话。在东北期间,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上说兵源不足。毛泽东告诉东北局说罗有办法!结果,罗荣桓当年就组织了100多个二线主力团,兵力大增,仅仅松江一省就动员80000青年参军(当时松江全省劳动力只有27万人)!

  1944年,罗荣桓病重,毛泽东亲自发来电报,长篇累犊的询问病情,这是很少见的,1946年罗荣桓去朝鲜住院,毛泽东亲自给金日成打招呼,接着,罗荣桓赶赴苏联开刀,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和他本人的名义给斯大林发报,称:罗同志是我党重要财富和久经考验的忠诚干部,希给予最好的治疗。斯大林也非常重视,给予罗荣桓苏共中央委员的待遇,要知道,那时候,苏联一共只有11名政治局委员、2名候补委员,65名中央委员!因此,罗荣桓的生活在苏联过得很好,中央在罗荣桓动身以前,毛泽东让给罗荣桓准备了50两黄金,预备到苏联以后的开销。罗荣桓始终没有动用这笔钱,最后,支出一小部分供给烈士子女的生活。此外,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就是罗荣桓夫妇给从苏联精神病院里接出来的。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经常受到罗荣桓的接济。

  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器重是不同寻常的,罗荣桓在红军时期的红四军政委、军委书记的职务都是毛泽东提议担任的,在山东,毛泽东让罗荣桓党政军民一肩挑,此后,罗荣桓病重,毛泽东调林彪、萧劲光进山东,但是,电报上明确说:以罗为正、林为副。进入东北之后,毛泽东最初考虑以罗荣桓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在罗荣桓的要求下,改由林彪出任,罗荣桓说:“大敌当前,战争一触即发,我是个书生,身体也不行,做做思想工作还可以,指挥作战,林彪同志比我强。”这次让贤连一向不大夸奖人的林彪都说:“罗荣桓同志是以革命事业为重的同志。”1956年9月2日,罗荣桓在评定军衔之后,深感身体虚弱,难以同时兼任总政主任和总干部长的重任,亲笔写信给彭德怀,要求辞去职务。毛泽东没有同意,而且,在9.15日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又是毛泽东提议,罗荣桓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0年秋天,总政主任谭政被林彪打倒,毛泽东召见罗瑞卿和萧华,问他们怎么看总政治部主任的人选,罗瑞卿和萧华都是毛泽东肚子里的蛔虫,所以,一致举荐罗荣桓复出,毛大悦,当场拍板。林彪后来问萧华谁向主席提出的罗荣桓?萧华说是主席自己的意思,同时,罗瑞卿推荐的很有力。丝毫不提到他自己。所以,后来林彪对这件事视作罗瑞卿越权从事,深恨之,罗荣桓死后,林彪极力推荐萧华主任总政治部。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曾经单独的找到罗荣桓,同他谈到国防部长的人选问题,罗荣桓谈了自己的看法,回家以后,林月琴问他同主席说了什么,罗荣桓只说了一句:一些人事上的事。再没有第二句。倒是毛泽东在1972年的一次会议上说了出来:“当时,我要罗荣桓同志谈谈看法,已经定了林彪。罗说林彪打仗还可以,就是主持全面工作不一定很行,一是身体,最主要的是,林这个人喜欢搞小圈子,团结多数同志是他的弱点。现在看来,罗荣桓的观点是有预见的。”(毛泽东1972.9.3批林谈话记录)

  1927年9月,罗荣桓参加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后,随部队来到文家市,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三湾改编”后,部队只剩下几百人,都是些愿意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革命战士,其中就有罗荣桓。他亲自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许多主张,如把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代表制度,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部队要做群众工作,要建立根据地等等。

  罗荣桓是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经常称道的一名出色的连队党代表。在同毛泽东的接触中,罗荣桓十分佩服毛泽东卓越的指挥才能。关键时刻总是支持毛泽东,拥护毛泽东的主张。

  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关于建军原则等一些重要问题,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在会上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在激烈的争论中,在毛泽东的意见成为少数的情况下,罗荣桓仍发言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后,罗荣桓在红四军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仍然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红四军的工作。在他的促成和周恩来强有力的支持下,使毛泽东摆脱了危机。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着手整顿部队。为此,专门召集罗荣桓等党代表座谈,搞社会研究,让他们帮助出主意、想办法。毛泽东对罗荣桓提出的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建议十分重视,并请罗荣桓参与逐条讨论古田会议的决议草案。后来,毛泽东曾对刚从上海调来的前委秘书冯文彬说:“这个同志(指罗荣桓)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干部。”红四军前委改造时,毛泽东当选为前委书记,罗荣桓也被选为前委委员。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发现红四军第二纵队问题较多,战斗力较差。毛泽东在对第二纵队做了深入调查后,又考虑到罗荣桓的为人,建议调罗荣桓担任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罗荣桓听取了毛泽东介绍的第二纵队的情况后,二话没说,接受了党交给的这项任务。几个月的工夫,就使第二纵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林彪担任红四军军长后,四军政委潘心源未到职,军委书记熊寿祺去上海开会又一直未归,林彪这个人又不易与人合作。毛泽东在考虑四军政委人选时,认为担任四军政委,除必须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经验等基本条件外,还需要有宽广的胸怀,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在非原则问题上又要有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让、谅解,这样才能把四军的工作做好。凭着对罗荣桓的了解,毛泽东认为非他不可。于是向前委建议,由罗荣桓出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委。

  在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和苏区反“围剿”的斗争中,罗荣桓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始终和毛泽东站在一起,曾因此受到“左”倾领导者的排挤,甚至撤职,但他仍不改变自己的看法。后来,毛泽东在谈起这段往事时说:在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斗争中,罗荣桓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并且遭到了撤职。虽蒙受冤屈,但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仍旧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

  对此,1936年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但是,在这个最早的部队中,有许多人始终忠心耿耿,直到今天还在红军中,例如现任一军团政委的罗荣桓……”竞鸿、吴华:《毛泽东生平实录》一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91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荣桓奉毛泽东之命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进军山东,开辟敌后根据地。到达山东后,罗荣桓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正确方针,抗日民主武装力量和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巩固,使山东的局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944年8月,罗荣桓等执笔详细答复了毛泽东关于山东十个问题和十大政策的执行情况,毛泽东阅后十分高兴,说:“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对罗荣桓出色的工作非常满意,他常对人说: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是执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范,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起来了;这个地区,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起着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和罗荣桓的情谊还表现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上。罗荣桓在战争的岁月里负过伤,身体不太好,毛泽东对他一直非常关怀、爱护。

  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曾做过这样的回忆:

  “记得在鲁南战争的年月。那时,我和罗荣桓在一起。一个大雪天,遍地白茫茫。罗荣桓的小警卫员慌慌张张跑来对我说:“怎么首长在雪地上尿的尿都变红了?”那时大小便没有厕所,我跟警卫员走去一看,只见雪地上果然有一片殷红。我也慌了,卫生员来检查,说是尿血。当时部队在鲁南缺医少药,中央得知罗荣桓病情后,很快,毛主席就发来电报,指示:身体重要,能否到新四军检查治疗。后来陈毅接罗荣桓到淮南就医。虽说新四军条件比鲁南强一点,但要查出病因仍很困难。于是有人建议罗荣桓化装成商人,到上海去彻底检查,并立即向中央请示,中央复电同意去上海检查。到第二天,突然接到毛主席的一个急电,指示:罗荣桓身上有枪疤,易被敌人发现,不宜去上海。我们当时都非常激动,毛主席对同志的关怀、爱护真是无微不至啊! “在淮南治疗了一个时期,罗荣桓不以病体为念,带了一位医生同返鲁南。辽沈战役前夕,罗荣桓进军大连。毛主席对罗荣桓的健康念念不忘,我们刚一进城,毛主席的电报就来了,催促罗荣桓到医院检查。当毛主席得知检查结果是肾癌,需要手术时,又担心大连医院不可靠,亲自布置如何就医。

  “中央撤离延安的消息传来,罗荣桓手术后才两个月,他再也躺不住了,于是立刻返回前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彻底消灭蒋家王朝。北京解放,中央从平山进入这座古城时,罗荣桓率部南下,行至天津,由于长期患病和手术后未得到恢复,突然晕倒。毛主席闻讯,亲自派黄树则到天津探望,并亲笔给罗荣桓写信:……不宜南下,可回北京治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一封信,罗荣桓去世后,我继续珍藏着。”

  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仍然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辽沈战役中,罗荣桓坚决抵制林彪的错误指挥,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

  辽沈战役开始时,中共中央、毛泽东命令东北野战军首先攻占锦州。对毛泽东这一明确的战略决策,林彪始终未能透彻地理解,迟迟按兵不动,无所作为。后在中央的一再催促和罗荣桓、刘亚楼的敦促下,林彪才不得不进攻锦州。而在战斗即将打响时,林彪却又自作主张,向军委发特急电报,要求放弃攻打锦州的部署,北上攻打长春。

  在这紧急关头,罗荣桓作为政治委员,挺身而出,加以制止。他严肃地对林彪说,打锦州的计划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了的,这个决心不能动摇,而现在改变主意,会影响整个战局的!中央军委也不会同意的!同时,他坚决主张再向中央发一封电报,说明仍然要打锦州。刘亚楼也赞同罗荣桓的意见,林彪也只好同意。

  在向中央发出仍然攻打锦州的电报后,很快收到了毛泽东拟稿的回电。

  一方面,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攻打长春的错误想法,另一方面,要求迅速打下锦州。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攻打锦州的战略决策是十分正确的。

  罗荣桓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写诗悼念提及了此事,赞扬他同林彪在争论中所采取的正确态度,从而为锦州之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建国初,高岗和饶漱石结成联盟在党内大搞阴谋活动,想把东北搞成独立王国。一次,高岗来到罗荣桓家,提出搞部长会议制,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罗荣桓大为吃惊,急忙问:这个问题中央议过吗?是不是毛主席的意图?高岗尴尬地说中央没有议过,毛主席也不知道,我们先议一议。罗荣桓立即严肃地说,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来议不妥当,谁干什么要由党中央、毛主席统一安排。高岗碰了个钉子,无趣而归。高岗后来说,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不敢找罗荣桓乱说。

  罗荣桓就是这样,始终坚持原则,顾全大局,时刻维护毛泽东的声望,所以毛泽东称他为“一辈子共事的人”。

  1950年,毛泽东在得悉罗荣桓带病坚持工作,身体状况不好时,在罗荣桓提交的一份报告上除批示“同意外”还写了这样几句话: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的身体好些,否则难以持久,请考虑。1956年12月,毛泽东批准罗荣桓因健康原因辞去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1963年9月,罗荣桓因病住院。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的病情十分关心,指示医院大力组织抢救。可见,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关心之真切。

毛泽东如此评价罗荣桓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曾和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有一次谈话,详细谈及了罗荣桓的为人。毛泽东说,罗荣桓老实,原则性强。在说到井冈山时期罗荣桓任连党代表时,毛泽东说:“为什么让荣桓当党代表呢?就是因为老实。”而且认为:他非常老实,可又很善于总结经验,他对是非、对正确和错误鉴别得特别分明。毛泽东还说,在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斗争中,罗荣桓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并且遭遇到了撤职。虽蒙受冤屈,但他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仍旧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毛泽东又说,罗荣桓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当然,老实人免不了受人欺负,这也没有什么,历史总会正确地评定一个人的功过的。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是不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我们共产党人都要做老实人。罗荣桓也的确是毛泽东所说的那种老实人。由于罗荣桓的这样老实,他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也因此曾多次委以重任。

  1949年6月,毛泽东提议任命罗荣桓为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 9月,毛泽东又提名他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950年4月,毛泽东找罗荣桓谈话;希望他担任公安部长。他向毛泽东推荐罗瑞卿担任,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不久,毛泽东又提名由罗荣桓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
  1960年底,谭政被免去总政治部主任后,毛泽东又同意由罗荣桓重新担任这一要职。罗荣桓复出后,曾在如何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等问题上,同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林彪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毛泽东又多次支持了罗荣桓的正确意见。
古田会议上,毛泽东说:“罗荣桓是个人才,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林彪任红四军军长后,与历任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毛泽东觉得,这个政委非罗荣桓莫属.。他得知中央拟定元帅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主动提出改为大将。但毛泽东还是坚持原议。

1961年和1962年,毛泽东曾两次和别人谈到罗荣桓,并概括了如下:

  1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是跟我一起倒霉的。
  2罗荣桓的品格,用十句话概括: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同我一辈子共事的人,只有罗荣桓。
  3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
  4罗荣桓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做好了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事业。
  5罗荣桓到山东的第一天,就想的是把山东全部拿过来,就想到把全国拿下来尽义务。
  6山东是执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范。罗荣桓一到山东,就在谁领导谁,谁团结谁,谁统一谁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坚持正确路线。
  7罗荣桓在山东,一直抓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什么是中心?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武装群众。少奇同志到山东,支持的就是罗荣桓。
  8敌人蚕食了,是面向根据地,还是背向根据地?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他掌握山东局面以后,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
  9罗荣桓是执行上级指示的模范,也是善于提不同意见的模范。百团大战不能说都不对;但是,罗荣桓不参加百团大战,集中力量抢占山东的地盘,这很了不起。罗荣桓领导的整风,把主要目的放在从检查领导思想作风开始,到改进领导思想作风结束。重点是端正路线。而且抵制了延安的“抢救运动”,这很难得。
  10罗荣桓最守纪律。连高岗都说,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再也不敢去找罗荣桓乱说。从高饶问题上看出,最正直的人,是罗荣桓。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
  
  罗荣桓一贯维护和贯彻毛泽东思想,并且最早发表专题报告,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通过罗荣桓在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与林彪进行斗争的过程来看,罗荣桓坚持的是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实质,坚决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罗荣桓在党的建设、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政权工作、统一战线、等方面还有许多重要论述,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罗荣桓是惟一终身从事政治工作且军功卓著的元帅,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意味着中国军队所特有的中国特色,是我军不可多得的军事政治双优的元帅!


3.8 徐向前

3.8.1 生平经历

  徐向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

  徐向前,字子敬,1901年11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的永安村。它位于滹沱河北岸,原名薄家村。他的父亲徐懋准是清末秀才,母亲赵金銮,是一位典型的家庭主妇。徐向前在母亲身边长大,伴随着母亲劳动,母亲也就成为他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徐向前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勤劳善良,平素经常积德行善,她那贤惠、助邻的行为深深地影响着小象谦。儿时,他幼小的心灵虽然还理解不了那些难以捉摸的深奥的事理,但他从人与人的关系中认识母亲,开始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爱护、和睦相处。父亲的行为同样给徐向前以很大影响。他以父亲为榜样,模仿着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
少年时的徐向前读了3年多的私塾,《诗经》还未读完,就有了不读“五经”的学校。1914年,他被送到东冶镇陀阳高等小学校去读书。他非常喜爱这所学校,在那里,开始接受新事物。因家境不济,两年后徐向前又回到本村读私塾。即便如此,徐向前的学业也未能继续,一年后徐向前便结束了少年时期的学校生活。这对于一个渴望读书的少年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辍学在家的徐向前在无奈之中过早地承担起了成人的重担。16岁至18岁,徐向前在河北省阜平县书店里当学徒,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份社会职业。两年艰辛的学徒生涯,磨炼了他顽强的意志和善于忍耐的品格。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他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萌生了为国捐躯的雄心壮志,激发了学军习武的浓厚兴趣。
1919年3月,徐向前考入了山西国民师范第一期速成班学习,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时来运转”的第一步。给他带来这次机遇的是中国历史的大变革即辛亥革命后开始兴办贫民教育,也是与他一河之隔的“五台老乡”阎锡山提倡“民智”,大办教育时无意中把他网了进来。他在这里不仅接受了较为系统的智力教育,而且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从国民师范毕业后,徐向前本想一心一意当好教师,但是,世道同他作对,使他不能如愿。

家族背景

  五台徐氏,文有继畲,武有向前。五台徐氏是明初移民的产物,至第五世分为十股,徐继畲本支为二股。子孙繁衍渐多,散居滹沱河两岸建安、东冶、永安等十余村,到继畲已经是第十五世。最初累世力耕而食,到明末,这个家族已殷实到足以使部分成员读书深造的程度。七世之后,才有人从文从武,渐成清门望族。
  据1934年徐永信等续修铅印的《五台徐氏宗谱》,徐继畲系第二股第十五世。徐向前元帅系第三股第十九世,谱名叫象谦,此名一直用到大革命失败后才改为“向前”,但修谱者并不知晓,父亲“懋淮,字次江,庠生。氏梁、氏赵,子二:受谦,象谦。”“受谦上尉科员,氏朱,字大亨”。“象谦字止敬,氏朱”。该谱卷七名秩谱中记载:“象谦,黄浦(应为埔)军官学校”。其时,33岁的徐向前正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在川陕根据地与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斗争。可见徐继畲、徐向前是同族同谱,前者是后者的族高祖。徐帅晚年,多次听取徐继畲研究的情况汇报,为徐继畲纪念馆、徐继畲研究会、徐继畲全集等先后题字。笔者从北京图书馆发现龙夫威英文版《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后,徐帅很感兴趣,让秘书郭春福将军借出阅读。徐帅也是有世界影响的人物。他1990年逝世后,纽约时报于次日即发表了N.N.克里斯托夫写的特稿《88岁的长征老兵徐向前逝世》。 

黄埔军校时期

  1924年,在黑暗中求索的徐向前终于探出一条光明的大道来成为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的第一批优秀学生,在革命征程上迈出了第一步。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期,徐向前接受了正规军事训练。按学程规定,一个月入伍教育,六个月正式教育,七个月后毕业。课程按典范论、各种条令外还有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和交通通信五大教程。七个月的学习,为徐向前后来在海陆丰、鄂豫皖、川陕以及以后战争中发挥军事才能打下了坚实基础。
黄埔军校开学不久,徐向前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毕业留校期间,他和同学们一道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在东征中,徐向前第一次率兵作战,看到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怕流血牺牲的英勇献身精神以及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农民支援东征军的革命盛况,使他深受鼓舞。
  1925年,徐向前告别了黄埔军校,开始了他新的军旅生涯。7月,他和白龙亭、赵荣忠、孔少林等来到了驻河南安阳的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6混成旅。在这支军队里,他目睹了军阀贪污、吃空名额、军纪败坏的情况,感到非常失望。1926年,他追随着广州国民革命军来到武汉。他从汉口走到武昌,看到标语满目、歌声震天,好一派革命的景象,又重新点燃了他内心革命的火焰。在这里,他担任了学兵团的一名指导员,不久又被任命为武汉军校总队政治大队第一队少校队长。他常常利用工作之余与活跃份子聚在一起,谈理想,谈志向,谈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区别等。他先后阅读了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还有瞿秋白、鲁迅的文章。徐向前从读书、交谈和争论中,思想发生了飞跃,他终于认识到:三民主义救不了中国,国民党多是一些官僚政客,昏庸无能,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共产主义才适合中国的国情。1927年3月,在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关头,徐向前选定了自己的奋斗方向,由樊炳星、杨得魁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徐向前经历了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与广州起义失败的磨炼后,在政治上愈加成熟、坚定。1929年6月,徐向前受党中央派遣,到鄂东北任红一军31师副师长。红31师辖四个大队,300来人,干部大多数是青年农民。领导这样一个部队,徐向前很注意发挥土生土长的“大老粗”的长处,从行军打仗到军民关系,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徐向前很快受到指战员的爱戴。
  徐向前刚到任不久,就遇上了敌人的三次围剿。他总结了东江游击战的经验,率领这支弱小队伍同敌人周旋,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使“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相继被粉碎,红31师在一次次战斗中得到锻炼,逐渐成长壮大起来。通过三次反围剿,基本上奠定了他的游击战术。1929年11月,在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会上,徐向前总结了海陆丰武装斗争失败的教训和鄂豫边斗争的经验,和戴克敏、曹学楷等同志一道提出了《中共鄂豫边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规定了建军和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等七项游击战术原则,对鄂豫边红军的发展壮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0年春,徐向前升任红1军副军长兼红1师师长,他抓住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的有利时机,率红1师三次出击平汉路,连克云梦、光山、罗田等县城,取得了三战三捷三扩编的重大胜利。徐向前的威名从此在红军内部和敌人当中广泛传开。当地群众曾编了歌谣,庆祝这些胜利:“平汉游击五十天,三战三捷三扩编,红军声势震武汉,革命烽火遍地燃。”
  1931年初,红1军与红15军合编组成红4军,徐向前任军参谋长,协助军长旷继勋指挥部队接连挫败国民党军对苏区进行的第一、第二次“围剿”,7月任红四军军长。接着,徐向前与军政委曾中生率部南下,一个月内连克英山、罗田、浠水、广济四城,歼敌七个多团。
  1931年8月,蒋介石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增兵的同时,又策划对鄂豫皖区发动新的“围剿”。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公然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在这国难当头之际,蒋介石不顾民族利益,一面继续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一面聚集兵力蓄谋发动武装进攻,围攻革命新区。鄂豫皖人民在日军侵占国土之际,仍然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大规模的“围剿”。
  为了统一指挥,加强红军建设,准备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由红1军和红15军组建红四方面军,下辖四个师、12个团,计3万余人。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兼红4军军长。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正式成立。那一天,当宣布徐向前任总指挥时,全场掌声雷动,一片欢腾。年仅30岁的徐总指挥,穿着平整的灰布军装,检阅了部队,显得雄壮威武。徐总指挥检阅后发表了简短有力的讲话,指出: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苏区红军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鄂豫皖苏区人民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四年英勇斗争的胜利成果。他号召全体指战员,要团结一心,戒骄戒躁,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而努力奋斗。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自然也是徐向前革命生涯中的一件大事。从此,他的名字和红四方面军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久,徐向前组织指挥了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光战役,歼敌正规军近四十个团,红军发展到4万余人。
  鄂豫皖红军力量的大发展,严重威胁敌人的腹心统治地区武汉、南京等地,引起国民党阵营的极大恐慌。蒋介石于1932年亲自出马,调集二十四个师30余万兵力,部署第四次“围剿”,企图一鼓荡平鄂豫皖根据地。此时,张国焘等人积极推行王明的“左”的路线,拒不采纳徐向前同志关于休整部队、作好反“围剿”准备的建议,而是强令红军南下围攻麻城,进逼武汉。徐向前和红军被张国焘捆住了手脚,不能进行擅长的运动战,而去强行攻坚。这样就使红军陷入被动地位。红四方面军在两个月作战中,行程3000里,几乎无日不战。红军多次陷入险境,徐向前临危不惧,指挥果断,常常使红军化险为夷,转危为安。1932年寒冬,红四方面军1.4万余人在徐向前总指挥的率领下,渡汉水,攀乌道,越秦岭,战寒风,翻越人迹罕至的大巴山,直下通江县城,开创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2年2月中旬,蒋介石委任川军副军长田颂尧、总指挥孙震纠集三十八个团近6万兵力,分三个纵队,向川陕根据地发动了三路围攻。在作战的第一个月中,红四方面军收缩阵地,国民党军虽占巴中、南江两地,却付出了近8000人伤亡的代价,士气大挫。红四方面军达到了迟滞和消耗敌人的目的。敌人经过一个月的休整、补充,不久又发动全线进攻。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集中兵力,诱敌深入,放弃通江,退到通江以北地区。敌人竟以为红四方面军“溃不成军”,再次展开全线进攻。红四方面军再次完成了收紧阵地的任务。此时,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部队,在老林中开辟道路迂回敌之侧后,出其不意,一举在余家湾击溃敌人主力。经过战胜敌人三路围攻的胜利战斗,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红军也得到了大大地补充,地方武装也随之建立起来了。
  收紧阵地的战法是徐向前的一个创新。它是一种有阵地依托的诱敌深入,是节节抗击的诱敌深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作战方针,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粉碎了敌人三路围剿后,红四方面军在木门召开军事会议,总结了粉碎围攻的经验教训,并提出整编队伍,加强队伍,提高战斗素质,为粉碎敌人的新围攻和发展川陕根据地作好准备。会后,红四方面军扩编为四个军。徐向前任总指挥。
  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底,红四方面军连续发起了三次进攻战役,即仪南战役、营渠战役、宣达战役,又一次粉碎了敌20余万人的六路围攻,取得了歼敌8万余人的辉煌战绩。田颂尧等部受到了沉重打击,川陕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1934年,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了战略转移。消息传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都深为震动。徐向前纵观全国红军的处境,感到中国革命又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关头。他期望中央红军行动顺利,也为红四方面军的前景担忧。川陕苏区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经过十个月的战争消耗,徐向前和他指挥的红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兵员、物力、财力短缺,大巴山下到处是荒芜的土地,伤寒、痢疾等疾病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在这样严峻形势下,徐向前果断提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即依托老区,发展新区,以打击胡宗南部为主要任务,夺取甘南成县、康县等地区,将川陕根据地发展为陕川甘根据地。徐向前提出更改战略计划,着眼于: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战斗力较强,但同四川军阀和陕南西北军均有矛盾,处境孤立。该部又是蒋介石的“川陕会剿”的嫡系主力部队;甘南等地位于汉水和白龙江流域,人口较多,也较富庶,利于红军摆脱眼前的物资和兵员问题;依托老区,向川陕甘边发展,进退自由,回旋余地大,不致造成后方作战的危险。
  于是,红四方面军趁胡宗南部刚入川,立足未稳,先取广昭,发动了广昭战役。同时,红四方面军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作战,在严重关头,徐向前率部队强渡嘉陵江,冲破了“川陕会剿”的敌军拦截,在川西懋功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两军会师后,徐向前忙于打开北进的通道,这时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张国焘不满中央的北进方针,强令四方面军南下。经劝说无效,党中央率红1、3军团单独北进,徐向前不忍目睹四方面军一分为二,遂率右路军随张国焘踏上生死未卜的南下之路。在南下的岁月里,徐向前与朱德等同志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最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1936年6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合后共同北上。10月9日,徐向前率部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此次会师,标志着胜利结束了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为实现打通苏联道路之目的,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徐向前率红军第9军、30军、5军强渡黄河,直取宁夏,后因苏联物援受阻,中央决定放弃取宁夏计划,命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徐向前任总指挥,伺机进取新疆,接应苏联外援。不久,西路军于河西走廊遭反动军阀“马家军”重围,徐向前指挥西路军孤军奋战四个月,终因弹尽粮绝,兵败祁连山下。此次西征是一次无后方依托的孤军征战。徐向前率西路军于河西走廊上上演了一部悲壮之歌。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徐向前为“七七事变”的枪声所震动。卢沟桥的一声枪响,民族仇恨超越了阶级对立,他积极拥护中共中央确定的国共合作、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方针,决定放下旧仇,共雪民族之大耻。在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徐向前任129师副师长。会后,毛泽东对徐向前说:“你是山西人,和阎锡山是同乡,下一步,你和周恩来同志去太原,做做阎锡山的工作。”这样,徐向前随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来到了太原。徐向前和周恩来一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会见各界人士,深入群众,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周恩来领导下,同阎锡山的谈判进展顺利。阎锡山同意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动员会,并答应为八路军建立晋察冀抗日前线提供方便。
  从此,徐向前与刘伯承、邓小平一道,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取得了显著成绩: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迅速发展了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在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的领导下,129师先后取得了凤凰山战斗、长生口伏击战、神头岭战斗、反六路围攻、响堂铺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战役的胜利,累计歼敌近7000人。战后,日寇被赶出了晋东南,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了。
  1938年4月,毛泽东给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发了电报,要他们在河北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徐向前接受了任务,告别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队挺进冀南,来到了一马平川的河北大平原。徐向前从戎十余载,多在山区转战,对山地的作战指挥可说已驾轻就熟。来到大平原后,没有了大山的依托,游击战争怎么展开是摆在徐向前和战士前面的一个新课题。徐向前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亲自调查冀南的民情、民俗,找干部、群众谈话,并与宋任穷、刘志坚等领导人研究如何开展平原游击战争问题。最终他与干部的思想不谋而合:人民群众才是最高的山,最大的森林,要坚持抗战,要生存发展,就要依靠人民群众,在平原上造“人山”。徐向前写了《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阐述了建立“人山”的思想。这是一篇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精辟论著,处处闪烁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它不仅对冀南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也为全党提供了坚持和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重要经验。
  徐向前在冀南一年多的时间里,与宋任穷、刘志坚、杨秀峰等同志亲密合作,打开了冀南的抗日局面,妥善处理了许多复杂问题。根据地发展到西起平汉路、东至运河、南起豫北、北至滹沱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人口逾800万。
  1939年6月初,徐向前奉命赴山东,任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各部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在此期间,他联合抗日民族力量,并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摩擦与反摩擦斗争,广泛建立地方政权,有力地抗击了日寇对山东的新“扫荡”。

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内战。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徐向前调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不久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在此期间,他克服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晋冀鲁豫军区兵力不足的困难,一面与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一道组建新的兵团,一面指挥部队参战,借此训练部队作战能力。为更好地完成解放山西的任务,徐向前率部先攻破运城,拔除了阎锡山的晋南屏障。二打素有“卧牛城”之称的临汾。临汾战役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但取得了宝贵的攻城经验。徐向前当时以“伤亡大、胜利大、锻炼大”之语评价临汾战役。第三仗是晋中决战。在此战中,徐向前成功运用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创造了以寡敌众,以少胜多的范例,也是运动战的典范之作。
  1949年4月,时任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的徐向前率部向太原发动总攻,此役共消灭敌人13.8万余人,盘踞山西达38年之久的阎锡山政权宣告灭亡。
  徐向前从太原走出,又回到太原,为家乡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

  建国后,徐向前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徐向前深深体会到了中央、毛主席对他的信任和关怀。他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却又被病魔缠身,不能赴命,心急如焚。此后,他带着疾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道,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岁月。1954年,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他被授予元帅军衔。
  1967年1月24日夜,毛家湾的林彪住宅突然来了位闯入者。林彪虽然不高兴,但一看是徐向前来了,就以元帅见元帅的礼节欢迎徐向前。徐向前元帅说了军政机关被造反派冲击的事,请做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林彪来制止这类事。林彪也怕军队太乱没法向毛主席交代,就商量制订《军委八条》,制止造反派的激进行为。毛主席做了部分有益的修改后批准了。
  同年2月11日至16日,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陈毅和李先念等老帅老将在中南海怀仁堂当面怒斥林、江反革命集团乱党乱军的做法。徐向前质问道:“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虽然他们的行为被四人帮诬为“二月逆流”,毛主席也很生气,但究竟保护了他们。但是,徐向前仍然两次被抄家。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说二月逆流是老帅不满林彪发牢骚,等于为徐向前元帅平反。
  1979年,徐向前决策了对越自卫反击战。1988年,他为支持邓小平使干部年轻化的政策,主动辞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1990年9月21日凌晨4时21分,徐向前元帅与世长辞。从此,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军旅中陨落了一颗璀璨的将帅之星。

3.8.2 大事年表

  1901年11月8日生于山西五台永安村。
  1917年因贫困失学,当过杂货店学徒。
  1919年春考入山西国民师范速成班。
  1921年毕业后曾在阳曲县和五台县河边村任小学教员,均因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反封建思想,被校方辞退。9月被编入孙中山卫队前往韶关参加北伐誓师。
  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排长。
  1925年春,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后到国民军第二军第6混成旅任教官、参谋、团副等职。
  1926年11月到武汉后,任南湖学兵团指导员。
  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曾率学生队参加攻打叛军夏斗寅部,后被派往张发奎部任司令部参谋。
  1927年后,历任工人赤卫队第6联队队长,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师第10团党代表,4师参谋长、师长等职。
  1929年6月,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派往鄂东北,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1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0年春,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
  1931年初,第一军与第十五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参谋长。协助军长旷继勋等指挥部队连续挫败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第一、第二次“围剿”。7月,任第四军军长。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组织指挥了一系列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1932年10月,由于敌人强大和张国焘战略指导的错误,鄂豫皖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指挥所部参加抗击国民党军20多万人的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
  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5年6月,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曾获金质红星奖章。
  1936年7月,第四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会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8月,再次率军北上,指挥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会宁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第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抗日战争爆发后,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
  1938年4月,率第129师和第115师各一部进入河北省南部,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
  1939年6月到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
  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后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代理校长。
  1945年,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8年3~5月,指挥临汾战役,以大部分新组建之部队,攻克设防坚固的临汾城。6~7月指挥晋中战役,以6万兵力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解放县城14座。
  1948年10月到1949年4月初,带病组织指挥太原战役,任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 
  1949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54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5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66~1987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参与领导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国防建设。
  1966~1976年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1978~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1983年6月~1988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他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3.8.3 人物评价


  徐向前同志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百折不挠,义无反顾,鞠躬尽瘁。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好学不倦,实事求是,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政治远见。他襟怀宽广,光明磊落,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严守党的纪律,是党性坚强的模范。他谦虚谨慎,联系群众,作风民主。他心里总是装着人民群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严格教育子女。徐向前同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徐向前同志在病重期间,仍然关心着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事业,希望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奋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他表示,身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

3.8.4 相关延伸

元帅后代

 儿子:徐小岩,中将军衔,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和加拿大新斯克舍技术大学,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2005年7月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2006年1月任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
大女儿:徐松枝(又名徐志明),曾任解放军某医院医生,已退休。
二女儿:徐鲁溪,计算机专家,建国后到中科院物理所读研究生,原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后创办北京佳威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小女儿:徐小涛,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曾任解放军304医院小儿科、实验室医生。1993年随丈夫到美国,从事会计工作。

儿子

  徐小岩,1947年2月出生,1968年2月参加工作,时年21岁。高中毕业时,文革爆发,68年武斗最激烈又恰逢上山下乡开始,参军, 1972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学制3年),保送清华,197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1968年入伍成为山东石岛一名海军战士,1972年就读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前往加拿大深造,获得计算机硕士学位。回国后,徐小岩和第二炮兵某研究所的同事们一起研制出了中国第一代汉字计算机。曾任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1994年晋升少将军衔,05年7月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06年1月任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现在为中将军衔。

言论摘要:

  2012年3月8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海军副司令员徐洪猛介绍,目前我国航母试验非常顺利,今年有安排航母入役的计划。此外,歼击机试验也在计划中。
  我国什么时候才有真正的国产航母?全国人大代表、徐向前之子徐小岩中将对此表示,中国拥有自己的国产航母还需要一段时间。他表示,航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一个航母上的电子设备光电子兼容问题就很复杂,所以需要很长时间来适应。此外,现在航母飞机速度高技术更复杂。
  中国需要几艘航空母舰?徐小岩称,一艘“绝对不够”,应该有三四艘,并组建航母舰队。


3.9 聂荣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3.9.1 生平经历

  聂荣臻(1899年12月29日—1992年05月14日),字福骈,四川江津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深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899年12月生,四川江津人。1922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到苏联学习。次年9月回国,任黄埔军校秘书兼政治教官。1926年7月任中共广东区党委军委特派员,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派往上海,协助周恩来将工人纠察队转入秘密活动,同年5月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参谋长,并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任十一军党代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前敌军委书记。1929年8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长。1931年底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团政委。1932年后任红军东路军政委,参与指挥漳州战役,率部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政委,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市长,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发明协会名誉会长。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7年、1982年当选为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978年任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辞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是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七至十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92年5月在北京逝世,终年93岁。


  聂荣臻,1899年12月29日出生在四川江津县吴滩场附近的石院子,7岁入私塾接受启蒙,1910年正式进学堂读书。1917年夏天,聂荣臻以优异成绩考入江津县立中学(今江津中学)。
  聂荣臻广读博览,从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和进步杂志《新青年》中吸取政治营养,渐渐地,聂荣臻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由一个公认的诚挚少年逐渐转变为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热血青年。聂荣臻积极加入进步学生的行列,常对同窗好友说:“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每遇国家民族大事,聂荣臻总是感慨陈词,忧国忧民思想溢于言表,常书于文卷之上,教师曾誉其“资赋不凡,终非池中之物”。
  五四运动时期,聂荣臻因参加家乡学生爱国斗争,遭到反动军警当局的抓捕。为了避开眼前的危险,学习西洋先进的科学,心怀“实业救国”大志的聂荣臻于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并积极投身旅法学生运动。
  1922年,聂荣臻转赴比利时就读于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1922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与刘伯坚一起负责过旅比利时支部工作,1923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训练部副主任。1924年10月,聂荣臻奉命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1925年,由于革命的需要,聂荣臻和中国班的同学们一起回国。
  聂荣臻在国外共度过了五年多时间。五年里,聂荣臻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由“实业救国论”者转变为以天下为已任的社会革命论者,并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聂荣臻从苏联回国后,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直接领导政治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工作等课程。在黄埔期间,聂荣臻坚决主张针对蒋介石的阴谋进行反击。“中山舰事件”以后,聂荣臻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调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任特派员。但聂荣臻仍利用各种机会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开展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及时向共产党员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为北伐作准备。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聂荣臻任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后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参与向北伐军中派遣中共党员等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聂荣臻被派往上海,协助周恩来整顿遭受破坏的工人纠察队,处理善后工作。 

土地革命

  1927年7月中旬,聂荣臻被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赴九江准备组织武装起义。1927年8月1日,聂荣臻在南昌起义中组织张发奎部第25师两个多团起义,后任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与军长叶挺率部南下。潮汕战斗失败后,聂荣臻转赴香港。1927年12月,聂荣臻潜回广州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在起义军受挫的紧急情况下,聂荣臻与叶挺果断决定撤退,从而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力量。1928年,聂荣臻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其间,在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时,聂荣臻看到了军事技术人才的缺乏是广州起义的一个重要缺点,指出:“以后每个党员都应该学习军事技术,并须注意培养一批军事技术人才。”显示了他在军事方面的远见卓识。1930年初,聂荣臻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1930年5月到达上海,在中央特科从事艰险而又复杂的地下工作,积极向各革命根据地提供军事情报,及时了解敌情,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同志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镇压叛徒、特务。1931年,聂荣臻调到中央军委任参谋长,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秘密斗争。
  自从顾顺章叛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像聂荣臻这样与顾顺章共过事的中产党骨干人物,已不便继续留在上海。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正需要聂荣臻这样的军事人才。1931年12月,聂荣臻根据组织的决定撤离上海,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聂荣臻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1军团政治委员。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3月,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要中央红军夺取赣江两岸城市时,聂荣臻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应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发展的正确意见。同年4月,聂荣臻作为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漳州战役。聂荣臻在指挥战斗中表现出的沉稳和勇敢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同时,毛泽东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政策思想以及领导才能,使聂荣臻由衷地钦佩。聂荣臻从毛泽东那里学到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和策略思想,对其以后领导一个大的战略区增益很大。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聂荣臻与军团长林彪率红1军团担任掩护中央纵队、军委纵队的前卫任务。聂荣臻率部先后突破国民党第一、二道封锁线,并在危急形势下,力排众议,率部抢占九峰山,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从而保障了中央纵队左翼的安全。
  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使蒋介石坐立不安。为了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蒋介石费尽心机,调遣湖南、广东、广西的军阀部队,进行周密布置,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但是,反动军阀内部的派系矛盾和唯利是图使湘江防线曾出现过“裂痕”。然而,由于博古等人缺乏军事常识,没有抓住有利战机,使红军在湘江畔陷入被动。为了掩护中央纵队顺利过江,林彪、聂荣臻率部在湘江之滨与敌人展开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拼杀,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中央红军终于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
  遵义会议后,聂荣臻在毛泽东领导下,与林彪率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敌重兵的围追堵截。1935年5月,聂荣臻任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刘伯承一起,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抢占安顺场,组织突击队强渡大渡河,接着率红1师、干部团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击溃川军守敌一个旅,有力地策应了西岸红2师4团飞夺泸定桥的战斗。1935年6月中旬,聂荣臻率红1师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1935年6月下旬,在列席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聂荣臻拥护中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1935年8月下旬,聂荣臻率红1师、红军大学等部为先遣队,历经艰辛,越过大草地,1935年9月上旬到达俄界,接应了中央及红3军等部队。1935年9月中旬,聂荣臻与左权指挥红4团攻占天险腊子口,并乘胜占领哈达铺,再次为红军打开了北上通道。在哈达铺,聂荣臻偶然从国民党《山西日报》上获悉陕北有一个根据地,并把这一天大的喜讯急告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挺进陕北。1935年10月,聂荣臻与林彪率先遣队进入陕北苏区的吴起镇,从此结束了历时一年、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1935年11月下旬,在毛泽东指挥下,聂荣臻与林彪率红1军团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毛泽东说,直罗镇这一仗的胜利,体现了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国民党军向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红军到陕北后,为了配合“一二九”运动,同时也为了解决陕北红军的供给问题,毛泽东命令红一方面军成立“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反蒋不抗日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聂荣臻、林彪与红1军团广大指战员投入到了东渡黄河的战斗中。东征75天,聂荣臻、林彪和兄弟部队合作,共消灭敌人七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大量枪炮,不仅使陕北苏区得到恢复和发展,还筹款30余万,扩充新兵8000余人,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抗日战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聂荣臻先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在忻口会战中,与林彪共同指挥所部进行了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坂垣师团一部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100多辆,马车200余辆,取得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
  日军占领太原后,战局发生极大变化。为避免第115师等部及八路军总部被敌隔断,1937年11月,聂荣臻受八路军总部之命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3000人的武装,在五台山区创建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他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加强党和政权的建设,先后开辟了冀中、冀东、平西、平北等根据地,到1939年,晋察冀根据地发展到拥有七十二个县、1200多万人口、主力部队近10万人的模范根据地。毛泽东赞誉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并号召八路军向晋察冀根据地学习。
  1939年秋,日军兵分十二路向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扫荡”。聂荣臻周密部署,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指挥八路军在雁宿崖同日军进行激战,歼敌第2混成旅团1500余人,并在黄土岭战斗中与杨成武指挥部队击毙日“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阿部规秀是中国抗日战争中被消灭的职务最高的日军指挥官,此举震惊了日军,也震动了全中国。毛泽东致电聂荣臻,要他嘉奖有功人员。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拍来贺电,祝贺黄土岭围攻战的胜利。全国各地的报纸也纷纷报道黄土岭战斗经过,刊登各种祝捷诗文。全国抗战热情更加高涨。
  1940年春,聂荣臻率晋察冀南下支队到晋东南参加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部的作战,并在同年8月的百团大战中,组织指挥部队在正太、津浦、平汉、北宁线等铁路线进行破击战,使日军的交通枢纽陷于瘫痪。
  1941年秋,日军调动其华北占领军的一半兵力,对晋察冀机关所在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聂荣臻指挥主力相机转至外线打击敌人,进行钳制作战,并率领党政机关在有限兵力掩护下,灵活机动地周旋于深山峡谷之中,巧妙地从敌人薄弱点安全转移,粉碎了敌人的阴谋。1942年,在斗争极其残酷、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聂荣臻适时提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组建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袭击敌人,夺取日伪军力量薄弱的据点,扩大游击区。至1943年,晋察冀根据地军民逐步挫败了日伪军频繁的“扫荡”、“蚕食”、“清剿”,扭转了困难局面,保卫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43年1月15日,聂荣臻出席了在阜平温塘召开的边区首界参议会。他和宋劭文等一起接见了边区代表,并向代表们汇报了晋察冀情况。边区首界参议会,是晋察冀边区史上民主建政的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边区的民主建设越来越完备。1943年8月,聂荣臻奉命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出席党的“七大”。他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初步汇报了在晋察冀六年的各方面工作,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有关指示,经历了会议中和会议前后党内广泛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受到了深刻的教育。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0日,聂荣臻与萧克、刘澜涛致电晋察冀分局,命令全区部队立即向平津等大城市进军,接受日伪军投降,如遇抵抗,应进攻歼敌。并命令冀热辽军区抽调几个主力团由李运昌率领向辽宁进军,尽早与苏联红军会师。8月15日,日本法西斯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至此获得了最后胜利。

解放战争

  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晋察冀分局改称晋察冀中央局。随后,聂荣臻列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45年9月,聂荣臻回到晋察冀,遵照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聂荣臻先后组织冀东、冀中军区十一个主力团和大批干部进军东北。同时,面对晋察冀的态势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聂荣臻还采取了几项步骤:第一,10月2日在张家口召开干部会议,统一思想。第二,在军队部署上,因接收和占领大城市已不可能,聂荣臻遂将力量转向解放中小城镇。1945年8至10月份,晋察冀军区部队先后解放60多座中小城镇,歼灭伪军3万多人。第三,遵照中共中央1945年9月21日关于编组野战军、以适应高度机动作战的批示,集中整编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聂荣臻把冀察、冀中、冀晋、冀热辽军区的主力部队各编两个纵队,分属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并对一野和二野的作战任务作了部署。同时,聂荣臻还花大力气加强武器装备,对部队进行严格训练,消除部队中的游击习气,取得了很大成效。
  1945年10月,聂荣臻与贺龙为贯彻中央军委“收复绥远”的指示,共同指挥晋察冀野战军3.3万人、晋绥军区2万人反击国民党部队的进犯,两个月歼敌1.2万人,解放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在随后的两年里,为了支援东北战略区作战,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先后把冀热察和冀热辽军区、冀东地区划归东北,这对东北解放区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为钳制华北敌人使其不能出关增援东北,1947年4月,聂荣臻指挥正太战役,集中优势兵力,以大踏步进退的行动,击敌薄弱环节,歼灭国民党军3.5万余人,攻克正太铁路沿线七城及井陉等重要矿区,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同年11月,在取得清风店战役胜利后,聂荣臻又组织晋察冀野战军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全歼守城敌军2.4万余人,此役被朱德誉为“夺取大城市之范例”。
  1948年,聂荣臻任华北军区司令员,组成第2兵团楔入热西、冀东地区,切断了东北与华北敌人的联系。随后在平汉路北段发动进攻,吸引敌华北主力。然后又西进绥远,进攻平绥路两侧,解放了绥远、冀北广大地区,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全东北的辽沈战役。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开始后,中共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与指挥东北野战军与华北军区部队并肩作战。聂荣臻分析局势,认为傅作义赖以起家的第35军已被歼灭,如果天津再被拿下,傅作义后退无路,有可能会被逼到和平的道路上去。北平这座历史名城若能完好无损地被接管过来,于国于民都有利。于是,他给西柏坡总部发电报,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打下天津以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毛泽东亲笔签署了回电,表示完全同意。天津解放后,聂荣臻与林彪等一起同傅作义成功地进行了和平谈判。
  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国革命转入了向全国进军的新阶段,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治军建国的新节奏中,聂荣臻处在一生中最繁忙、最紧张的时期。
  北平解放后,聂荣臻兼任平津卫戍区司令,随后又兼任北平市市长、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他迅速整顿平津地区的社会治安,剿灭土匪,完成和平改编傅作义20万起义部队的任务,为新中国定都北平提供了可靠的社会安全保障条件。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部从西柏坡迁至北平。聂荣臻和叶剑英组织了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他们陪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检阅了部队。随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之一,参与了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6月,聂荣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主持总参谋部的工作。

建国之后

  1949年10月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后代理总参谋长。1949年10月下旬军委会议决定,聂荣臻协助中央和军委领导人,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岛屿,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陆军单一军种走向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建军道路。主持总参谋部工作的聂荣臻就军事机关及学校等问题给毛泽东写报告:继续加强海军、空军司令部建设,筹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司令部;总参谋部应增设通讯、军训、军校部;总后勤部应设立军需、军械、财务、运输、卫生部;筹建总干部管理部;加强航空、防空、测绘、机要学校、军医大学等院校建设;筹建炮兵、工兵学校;筹建陆军大学(即军事学院),使之成为建设正规化国防军的培训中心,培养高级军事干部。这些建议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批准,并被陆续组织实施。
  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方面,聂荣臻还狠抓了军队的编制、装备和文化、扫盲工作,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编制上杂乱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部队战士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达到了高小以上水平,有些达到中学或更高的程度,为掌握现代化技术装备和开展军事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间,聂荣臻还主持了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精简整编工作,压缩兵员定额,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并向地方输送了大批骨干,为三十三年后的百万大裁军起了借鉴作用。
  朝鲜战争爆发后,聂荣臻负责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部署、训练、运输、供应、补兵、轮换等工作,日夜忙碌,有时几天睡不了觉。1952年秋,聂荣臻终因劳累过度,昏倒在办公室里,被送进医院。病情稍好,他就急着出院工作。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在毛泽东一再催促下,才去外地休养治疗。
  1954年,聂荣臻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的装备工作。1955年,聂荣臻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这以后,佩戴元帅军衔的聂荣臻壮心不已,日日夜夜操劳在祖国的科学技术战线上。
  20世纪50年代中期,聂荣臻被中共中央确定为具体领导和组织新中国科技工作的负责人,1956年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以战略家的智慧,首先抓制定科技方针与科技规划工作,亲自参与领导国内外700多位专家制定了长达600多万字的十二年规划纲要(草案),对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科学技术领域,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和安排。
  与此同时,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提出方案,建议研制少量的导弹、核武器,掌握必要的自卫手段,以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核讹诈;使常规武器配套,不断加强陆、海、空军的现代化装备。该方案在中央军委立即获通过。不久,聂荣臻受命领导研制“两弹”任务。第二年,他又受命领导研制人造卫星工作。他积极组建导弹研究院和核武器、飞机、舰船、电子设备、人造卫星以及其他兵器的研究机构、试验基地和国防科技高等院校。同时,他还采取“将全国的科技力量相对集中、形成拳头,进行突破”的战略措施,使科技战线获得一次次突破性成就。
  20世纪60年代初,在国内遇到严重困难,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一切技术援助的情况下,聂荣臻先后两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写报告,明确提出“两弹一星”必须坚持“攻关”,并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为辅”的方针。这一远见卓识的方针,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赞同和支持,并得以实施。经过几年艰苦努力,终于在1964年6月,中国成功发射了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地对地导弹,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又连续研制成功导弹核武器、氢弹,并于1970年4月24日,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自此,《东方红》乐曲响彻全宇宙。在组织实施许多重大科技项目过程中,聂荣臻多次深入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凝聚了聂荣臻的大量心血,标志着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在“文化大革命”中,戎马一生的聂荣臻元帅也没有能够幸免受到冲击,“炮轰聂荣臻”、批判“华北山头主义”、“二月逆流”等等莫须有的帽子把聂荣臻压得难以抬头。然而,接近70高龄的聂荣臻髫发励志,白首不衰,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定不移地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并依旧眷恋祖国的科技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仍然心系党,心系国家大事,并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道,为彻底粉碎“四人帮”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7年8月,聂荣臻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重新投身到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之中。1978年8月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人民战争的思想。1979年提出,武器装备现代化要依靠自力更生、大力协同的思想,同时主张精简整编,走精兵强国之路。
  1987年,聂荣臻因病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在病重期间,仍十分关心党、国家和军队建设,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期望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完全统一。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聂荣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参与缔造新中国的最后一颗帅星陨落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聂荣臻说出了自己的遗愿:
  “我已经93岁了,入党70年,从没脱离过党的岗位,为党奋斗终生。我坚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十分正确,坚信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十分正确。我很想多看看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衷心地希望全党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协力地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衷心地希望全军同志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国防、保卫和平;我更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为国争光。”


3.9.2 个人荣誉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斗争。
  1983~1988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3.9.3 家庭关系

  父亲  聂仕先
  母亲  唐雨彬
  原配  龙升贤
  妻子  张瑞华
  女儿  聂力


3.9.4 人物评价

  聂荣臻一生既耿直又忠厚。不管是对人对事,都讲究党的原则,绝不搞人情交易,绝不看风驶舵,绝不迎合势头。聂荣臻的耿直坦荡是一贯的,对人对己,要求一贯都是很严的聂荣臻的耿直还表现在,日常遇到的问题,总要认真研究思考,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也不因有某些因素而轻易改变观点。但是聂荣臻非常注意组织原则,在中央对某一问题有了决定,或有了统一的看法时,就绝不再讲个人的不同意见,也不暗示有不同的看法。
  1938年3月,毛泽东曾风趣的评价聂荣臻:“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里面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毛主席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著名作家魏巍同志1985年在写给聂帅的祝寿诗中也说:“一生厚道人称赞,千秋风流一元戎”


3.9.5 相关延伸

(延伸一)聂荣臻回忆录

  本书是聂荣臻元帅的回忆录。书本全面回顾了作者自己投身革命的艰辛历程。全书以口述的形式撰写。本书通过一代革命家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波澜壮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曲折前进的辉煌壮丽往事的回顾,让今天的我们重新感受那段艰难而又辉煌的革命历史。

书名:《聂荣臻回忆录》
作者:聂荣臻
ISBN:9787506554237
页数:698
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
装帧:平装
出版年:2007-8-1

图书前言

  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迄今已六十余年。当我回顾中国人民这半个多世纪壮丽的征程时,深感中国革命之伟大,意义之深远。这场革命,无论从规模的宏伟,动员的广泛,以及革命的深入和彻底来说,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不幸命运,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对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我深切感到,我能参加中国革命是我一生的幸运和幸福。
  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情况的复杂和敌人的强大,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组成了一幅错综迷离的图画。可以说在我们通过的道路上,每一步都充满了险阻和艰难。然而,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几经曲折付出巨大的牺牲之后,终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排除万难,以无比的献身精神,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推翻了蒋介石王朝,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中,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历史证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都是很残酷的。在广州的红花岗,南京的雨花台,上海的龙华,北京的小西天以及全国各地,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已无可胜计。在战争中为革命牺牲流血的同志,更是百万千万。他们的鲜血洒遍了全中国以至祖国的疆土之外。在我回忆往事的时候,想起这些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同志,更使我心潮起伏,不能自已。由于错误路线,也牺牲了一些本来可以不牺牲的同志,真令人心中难过。这些都更加使我感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对我们的革命成果应当何等珍重!革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一个伟大的革命,也不可能不出现任何曲折与失误。建国之后,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同样取得了伟大的光辉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和曲折。现在这些错误已经纠正,我们应当加强信心,面向未来,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我们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我相信,经过艰苦奋斗,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定会屹立于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一定会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最终是不可抗拒的。
  这部长篇回忆录的写作,已历时经年。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以垂暮之年孜孜于此者,无非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寄热望于年轻同志,为他们学习党史军史提供一点参考材料而已。对于我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和革命活动,经过回忆与思考,我也写了一些心得与体会,至于理解是否正确,评价是否精当,只能作为个人看法。我写这些,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并不是说自己多么高明。相反,自己在几十年的工作中,虽然自认为尚属勤勉,但仍不免有缺点错误。书中所述史实,力求符合当时实际,虽经核对,恐仍有疏漏之处。这些都望尚健在之战友和同志以及广大读者有以教我。是为序。
  聂荣臻一九八三年五月五日

目录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第二章 留法勤工俭学
第三章 回国参加大革命
第四章 南昌起义
第五章 广州起义
第六章 白区斗争
第七章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八章 长征
第九章 在陕北
第十章 开赴抗日前线
第十一章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初创
第十二章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
第十三章 晋察冀根据地的建设
第十四章 百团大战
第十五章 在反“扫荡"的战火中
第十六章 在延安的日月
第十七章 解放战争前夕
第十八章 在解放战争初期
第十九章 变被动为主动
第二十章 党中央来到晋察冀
第二十一章 在平津战役中
第二十二章 建国初期在总参谋部
第二十三章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第二十四章 在科学技术战线上
第二十五章 关于林彪的几个问题
附录 聂荣臻同志生平


(延伸二)聂荣臻元帅故居

  聂荣臻元帅故居,位于重庆江津区吴滩镇郎家村西南750米,距江津市区朱杨镇和朱杨溪火车站约30千米,距重庆市区70千米,有等级公路通往成渝高速公路。聂荣臻元帅故居,据聂氏家谱记载,建于清代康熙年间,原是一家王姓地主的九重堂住宅,后王姓地主破落,人称石院子的九重堂倒塌了六重。聂氏祖先便折价买下了这仅剩三重堂的石院子,经几代人的繁衍,成为了比较富有的大家庭,聂荣臻出生时,家境衰落,石院子年久失修,破败不堪。
  故居展览室中陈列了聂帅青少年时期使用过的生活用品、玩具、学习用品等40余件文物,珍贵图片100余张,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聂帅一生的生活轨迹,记录下了他在年轻时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的动人场面和在各个战斗时期的辉煌业绩。
  聂荣臻元帅故居自开放以来,前来参观的有工人、解放军官兵、机关干部、学生、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外国友人。故居已成为对广大军民进行党史、军史、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着它特殊的教育作用。
  聂荣臻元帅故居为一处庭院,青瓦土墙,古朴庄重。庭院墙外四周环绕着沃土良田,两侧翠竹葱郁,院内鲜花吐蕊,树木成荫;房前左右各有一口池塘,波光粼粼,组成了川东农村特有的田园风光。



3.10 叶剑英

3.10.1 生平经历

  叶剑英(1897年04月28日—1986年10月22日),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之一,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一位杰出领袖,他在九十年的生命历程中,在无数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拯救了无数的生命,也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和地位,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

  1897年4月28日生,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
  1917年入云南讲武堂。曾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后任四军参谋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率领所部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任军事指挥部副总指挥。
  1928年赴莫斯科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西北军委会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区司令,闽赣及福建军区司令员。参加了长征,任一纵队司令员、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到陕北后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参谋长,并协同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
  1941年2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  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1948年12月—1949年8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
建国后,历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广州市市长、市委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1949年10月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49年12月—1953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4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50年9月—1954年7月任广东省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兼)。1953年1月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9月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1958年3月任军事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兼政委。1959年4月、1965年1月任国防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5年1月任国防部部长。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83年辞)。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3年6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还曾任中国钓鱼协会名誉主席,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


民主革命时期

  1897年4月28日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少年时在丙村三堡学堂和梅县东山中学读书,受到辛亥革命影响,立志报效国家。
  1916年随父赴南洋。翌年回国,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民主革命。
  1920年夏,叶剑英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驱逐桂系军阀之役。翌年10月,随大总统孙中山出巡广西。
  1922年6月,军阀陈炯明叛变。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部护卫孙中山脱险,同叛军英勇作战。嗣后,前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随军入粤讨伐陈炯明。
  1985年9月经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同意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同年辞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2年获哥伦比亚众议院授予的特级大十字民主勋章。
  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

国民革命时期

  1924年初,叶剑英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受廖仲恺先生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是当时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这时,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叶剑英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英勇善战,指挥果断,显露了出众的军事才能。
  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初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攻克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

土地革命时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毅然通电反蒋。随即奔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7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南昌起义前,叶剑英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立即冒着风险找他们商量对策,决定叶挺和贺龙指挥的部队迅速向南昌开进,使敌人阴谋没有得逞,南昌起义得以实现。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叶剑英极力劝阻了张发奎对起义军的追击。8月上旬,兼任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使这支革命武装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他促成警卫团扩编,介绍共产党员梁秉枢当团长,使警卫团也成为广州起义的武装力量。12月11日,他与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这次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连接,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
  1928年冬,叶剑英赴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下半年回国。
  1931年初到达中央苏区,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即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参与指挥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役。在此期间,还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部队进入广西山区,他在一次敌机轰炸中负伤,带伤坚持行军、作战。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个重大历史转折中,叶剑英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3月,调任三军团参谋长。7月,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8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开会,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甘南。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党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终于脱离险境。叶剑英在这个危急关头保护了党中央。毛泽东后来屡次称赞这是叶剑英在关键时刻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一个大功。9月中旬,叶剑英任由一、三军团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参谋长。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和军委参谋长。
  1936年,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叶剑英指挥中路军作战,钳制敌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两路军的军事行动。7月,被党中央委派到安塞,进行联合东北军一致抗日的工作。9月,被派往西安,积极联络各方面的爱国力量。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叶剑英与周恩来、朱德一起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任参谋长。10月,任我军驻南京代表,从此,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协助周恩来先后营救出许多被国民党监禁的革命同志,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领导骨干。
  1937年至1941年,叶剑英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并多次参与同国民党谈判。
  1939年2月,叶剑英参与创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抗日游击战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0年3月,他出席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作了《作战与磨擦问题》的长篇发言,用大量事实宣传我军抗日的业绩,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的种种污蔑,取得了广泛同情,被誉为“舌战群儒”。这一年,出版了《叶剑英抗战言论集》。
  1941年2月,叶剑英返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他审时度势,精心运筹,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我军对日作战。他重视我军参谋工作建设,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参谋工作的制度和措施。11月,兼任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军事学院副院长。
  1943年6、7月间,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叶剑英向党中央提出以智取胜的政治作战方案,大力开展宣传战,对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
  1944年6、7月间,叶剑英受党中央的委托,先后向在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介绍我军在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战情况和战绩,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军的污蔑,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1945年夏,叶剑英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叶剑英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1945年12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重庆进行停战谈判,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1月,叶剑英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一起,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他率领我方同志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赢得了一系列胜利,发展了党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同各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联系,扩大了反蒋统一战线。
  1947年2月,他返回延安。3月,赴晋西北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7月至9月,出席全国土地会议,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12月,出席中央在米脂县召开的工作会议,同任弼时一起,主持了土地问题的讨论。在整个后委工作期间,他正确贯彻中央的土改政策,积极协助中央领导全国范围的解放战争,为保证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转战陕北、指挥全国作战作出了贡献。
  1948年5月,叶剑英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他主持制定正确的教育方针,培养和建立教员队伍,发扬教学民主,按照实战需要训练干部,为部队和地方输送了大批军政人才。
  1949年初,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和聂荣臻、彭真一起,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领导了对旧军队的改编和对旧北平市政府、学校、厂矿等各方面的接管工作,致力于北平的市政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恢复发展生产,改善文化教育,为首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4月,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和平谈判,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但被南京政府所拒绝。8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初,叶剑英和陈赓指挥广东战役,14日解放广州。他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等职务。
  1949年底至1953年,他领导了华南地区的剿匪斗争、经济建设、民主改革以及广州的市政建设等各项重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1950年2月,叶剑英主持制定解放海南岛战役的作战方针和战役计划。5月1日,我军解放海南岛。从1950年春开始,他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他还曾兼任华南垦殖局局长,亲自领导开拓了我国橡胶和热带作物的生产事业。
  1954年10月,叶剑英回到北京。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
  1955年4月,任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他强调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优良的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1月,组织并主持了辽东半岛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军事演习,认真探索现代战争条件下训练和作战的经验。
  1956年6月,他主持召开全军院校会议,强调办好院校对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9月,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56年12月,叶剑英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缅甸。之后,他还率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印度、波兰等国家,发展了我军同这些国家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友谊。
  1958年3月,叶剑英建议并受命创办军事科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主持制定了军事科学研究的正确方针、原则和方法,建设了一支科研干部队伍,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才。同年,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他是我军杰出的战略家、军事教育家和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的开拓者。
  1959年9月,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常委。1960年,任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他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参与领导研究国家防御作战问题;主张军事训练和军事科学研究相结合,以总结我军的经验为主,探讨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指导规律;主持制定人民解放军一系列条令条例;参与领导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作,为把我军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多方面建树。
  1963年12月,叶剑英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得到毛泽东和军委的赞许。之后,群众性练兵热潮迅速地在全军开展起来,取得显著成果。
  1965年,任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66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8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叶剑英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韧不拔的多种形式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初期,为坚持党的领导,稳定军队,保护老干部,他在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66年10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发言,坚决反对搞乱军队。11月13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对当时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11月29日,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再次讲话,严厉谴责打、砸、抢行为。他针对林彪、江青等人煽动“打倒刘邓”的罪恶活动,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展览厅保留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照片。
  1967年1月,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会后,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军事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当面斥责江青,指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义正词严,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经过激烈斗争,他主持制定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准颁布执行,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重要作用。2月14日,叶剑英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愤怒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林彪、江青等人把叶剑英和其他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诬陷为“二月逆流”。叶剑英遭受打击迫害,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
  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6至10月,叶剑英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同年10月,他被林彪以所谓战备疏散为名赶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广东等地,受尽磨难。
  1970年8、9月间,叶剑英参加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同林彪、陈伯达等人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会后,他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带领调查组到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反动历史,揭穿其政治骗子的面目。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后,叶剑英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对稳定当时全国和军队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1971年7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主持接待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1972年参加接待先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
  1973年,又协助周恩来接待第二次来访的基辛格。他为建立中美、中日外交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1974年1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同邓小平一起指挥西沙自卫还击作战,收回了被侵占的岛屿。
  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6、7月间,叶剑英和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就国际形势、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前后,他同许多高级干部谈话,向他们通气,讲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严厉批评,揭露江青等人背着中央,插手军队的阴谋活动。在他主持下,对全军二十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这些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军队与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

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

  1976年,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叶剑英再次被中止了领导工作。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险的紧急时刻,叶剑英和党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关系着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叶剑英高瞻远瞩,排除阻力,力主请邓小平、陈云等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主张明确肯定“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运动,尽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
  1977年3月,叶剑英再次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以极大的魄力,领导全军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7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庆祝建军五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我军五十年的光辉历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提出了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8月,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改革开放后

  1978年3月5日,在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在这次会议的解放军代表团小组会上,要求军队的同志要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强调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先后会见了许多来访的外国国家和政府首脑、议会代表团、军队领导人以及知名人士,增进和发展了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拔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1979年1月,叶剑英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并提出在海峡两岸“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和“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的方针。1979年9月30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论述建国三十年来的成就和失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明确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980年9月,叶剑英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制定了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还领导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二十二个法律,为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法制做了大量工作。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进一步提出了实现祖国统一的九项具体政策,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一重要谈话对祖国统一大业发生着愈来愈大的影响。他还经常会见回国观光、探亲的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鼓励大家为祖国的统一和建设多作贡献。
  1982年9月,叶剑英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有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和各级领导岗位,强调中央委员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3年2月25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将满的时候,叶剑英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选他当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不再将他列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候选人。3月5日,人大常委会复信同意他的要求,热情地赞扬了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斗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赞扬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卓越贡献。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0月,参与主持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这一年,出版了《叶剑英诗词选集》。他在晚年,还多次与王震等老战友一起,到全国各地视察,关心和支持一线同志的工作。
  1985年9月,叶剑英同其他六十三位老同志一起致函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以便让一批比较年轻的德才兼备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十二届四中全会同意他的请求,并给他写了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业绩。
  1986年10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3.10.2 个人贡献

  叶剑英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殚精竭虑,作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丰功伟绩,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与敬重。叶剑英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救国救民。他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征讨桂系军阀,抗击陈炯明叛军,护卫孙中山脱险,参与创办黄埔军校,驰骋东征和北伐战场,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名将。他从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27年,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的严峻时刻,他毅然通电反蒋,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此他对共产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坚信不移,并为之执着地奋斗了一生。

  叶剑英同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了光辉业绩。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他坚定机敏地策应南昌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参加领导广州起义。这两次起义和秋收起义一起,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在中央苏区,他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参与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指挥,为红军建设作出重要贡献。长征途中,他坚决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机智勇敢地同张国焘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的阴谋作斗争,为党中央和红军胜利北上立了大功。毛泽东同志后来曾多次称赞叶剑英同志在这一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根据党中央的方针,他协助周恩来同志,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形成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到南京、武汉、长沙和重庆等地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坚持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扩大党的影响。回到延安军委总部后,他协助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我军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他协助周恩来同志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停止内战的协议。随后他领导中共代表团在北平进行军事调处,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国民党当局破坏停战、发动内战的真实面目。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晋西北领导中央后方委员会的工作,有力地保证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转战陕北、指挥全军作战。他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和接管做了大量工作。他指挥解放广东和海南岛的战役,夺取华南战场的最后胜利。叶剑英同志戎马一生,英勇善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同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华南、中南地区工作期间,胜利完成了剿匪、土改、建立人民政权和恢复发展生产等各项任务。一九五四年后,他长期担任中央军委领导工作,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领导和组织全军的教育训练,开拓军事科学研究,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呕心沥血,成绩斐然。“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决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为维护军队和全国的稳定,为抵制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奋不顾身,顽强努力。一九七六年,叶剑英同志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在这场斗争中,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叶剑英同志排除阻力,坚决主张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坚决主张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坚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党和国家工作的伟大历史性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他主持全国人大工作期间,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的民主法制建设。他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告台湾同胞书》,又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发表了著名谈话,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对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他以身作则地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与合作。叶剑英同志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新的历史功勋。

  叶剑英同志所作的“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的诗句,是他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的崇高思想和高尚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3.10.3 人物评价

  叶剑英同志党性坚强,信念坚定。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他无私无畏,有胆有识。在各种严峻的考验面前,他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决同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在重大和紧要的历史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表现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毛泽东同志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他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周恩来同志也引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来赞誉他。
  叶剑英同志胸怀宽广,谦逊质朴。他顾全大局,团结同志,严于律己,富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他不计浮名不畏难,能上能下,任劳任怨。他始终保持高尚的革命气节,为党为民,一身正气。他一生勋业卓著,但从不夸耀自己,把一切功劳归于党和人民。
  叶剑英同志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向实践学习。他博览群书,熟谙历史。耄耋之年,仍坚持不断地吸取新知识,真正做到了“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他还是一位受毛泽东同志称赞的诗人。他的许多诗句,“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笃信马列依真理,不移不屈不苟同”;“全心全意一为公”,“老骥仍将万里行”;“应向青年寻后继”,“长征接力有来人”等等,都深含人生和社会发展的哲理,对我们一代一代的后继者都具有深刻的教育、启示和鞭策作用。



3.10.4 相关延伸


黄埔军校

  狭义上讲黄埔军校应是1924年~1930年国民党在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兴办的一所军校,当时校名:“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广义上讲黄埔军校即是1924年以后,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兴办的各个军事学校。
  黄埔军校,全名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一所军事学校,培养了许多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闻名的指挥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一至六期,原址设于中国大陆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第六期有武汉分校),军校在1924年由中国国民党创立,目的是为国民革命训练军官,是国民政府北伐战争统一中国的主要军力。黄埔军校于1927年改制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46年再改制为陆军军官学校,并于国民政府迁台时迁至台湾高雄凤山。

历史年表

  1924年6月16日,陆军军官学校于广州市长洲岛正式成立,通称黄埔军校。
  1927年,黄埔军校迁校至武汉,宁汉合流后,又迁校至南京。
  1928年3月,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1937年8月,因抗日战争黄埔军校迁出南京。
  1938年11月,黄埔军校迁抵成都。
  1946年1月,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学校国有化。
  1949年12月,黄埔23期大部分学员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台。
  1950年10月,黄埔军校以“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名义在高雄县凤山市复校,并续办24期为黄埔延续。
  1979年5月16日,陆军军官学校第44期毕业的林毅夫从金门泅海约2公里,回归中国大陆厦门。
  1988年1月,黄埔军校广州旧址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4年6月16日,为纪念黄埔军校建校70周年,大陆邮电部发行了纪念邮票1枚,面值20分,票面为黄埔军校大门全景。台湾的中华邮政亦发行邮票1枚,票面为黄埔军校大门全景与蒋中正校长头像。
  2004年6月14日,台湾当局(“中华民国”)“国防部长”李杰与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参观“黄埔军校八十周年史迹展”。
  200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纪念日,由黄埔军校同学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共同编辑的《黄埔风云人物》专题邮品纪念册在北京首发,收入50余枚有关黄埔军校人物、历史事件的邮票。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来自台湾各地的万名黄埔军校校友举行盛大庆祝活动。

主要过程

  1921年(辛酉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西桂林会见孙中山,马林向孙中山提出“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建议。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建立军官学校选址于广州黄埔。关于校长人选,最初决定为程潜,而以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但是蒋介石不愿在程潜之下,跑到上海消极对抗。并派张静江找孙中山说情,孙中山才在5月3日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在此过程中,蒋介石曾辞去军校筹备委员长一职。对其原因许多学者进行了探讨,除众所公认的财政问题外,蒋介石辞职的深层次原因是对广东政局的现状,尤其是对自己在国民党改组以后未能得到相当的地位和权力强烈不满。“蒋对一些革命的根本问题,如联俄、联共等,思想上有保留,又不宜公开说出,便在行动上采取消极态度。”蒋介石辞职“有不满意职位低微的原因,也有玩弄“以退为进”的政治权术的意味。军校成立后,以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国民党党代表。随后,任李济深、邓演达为教练部正、副主任,王柏龄、叶剑英为教授部正、副主任;戴季陶(后为周恩来)、周恩来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何应钦为总教官。此外还有熊雄、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张秋人等共产党人担任教官及各方面负责工作。
  1924年5月,从1200名考生中正式取录学生350名,备取120名。5月5日开始入学。6月16日,举行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孙中山到会场给青年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孙中山还宣布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 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此训词其后成为国民党党歌及官校校歌,并由陈祖康谱曲,该校歌从黄埔五期开始传唱至今。
  1925年1月25日,黄埔军校成立“青年军人社”,廖仲恺任社长,2月1日该社刊物《青年军人》第一期出版。黄埔军校最初有许多从苏联来的教员,但在北伐战争期间蒋中正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破裂,所以这些苏联教员离开了。
  1926年,根据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原陆军军官学校扩大改组,于同年3月正式命名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1926年10月27日,国民党中央先决定在两湖书院旧址设政治训练班,后改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后将黄埔第五期政治科学员移往武昌就读。12月,又决定将黄埔五期炮兵、工兵科移来武昌就读。
  1927年1月19日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3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校歌歌词被明定为中华民国国歌的歌词。革命家宋绮云、抗日女英雄赵一曼、文学家谢冰莹,都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的。郭沫若曾任政治部教官等职。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于是在广州、武汉和南京分别出现了三所黄埔军校。在武汉,3月22日,武汉国民政府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决定将武汉分校扩大改组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开展讨蒋斗争。七一五政变后,黄埔五期学员被迫毕业离校,军校整体改编为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团长由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兼任),后来成为广州起义主力,武汉军校暂时解散。
  1927年9月宁汉合流后黄埔军校该校迁往南京。在广州,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依然开办。
  1928年5月,由副校长李济深决定将学校改名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学校只剩下718人坚持至毕业,其余散往武汉、南京等地,称黄埔六期生。
  1929年9月10日,在南京,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改学校名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并陆续成立潮州、洛阳、湖南、湖北、江西、广州、成都、昆明、南宁、西安、新疆等多所分校。第七期学生毕业后,1930年9月,学校被要求停办,1927年底,在南京由蒋介石决定自行成立(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誓反共。1931年3月,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名义明令改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主要培养国民党陆军初级军官。建国后的海军少将张学思,历史学家黄仁宇都是中央军校毕业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8月日军陷南京,其后由南京出发,经九江、武汉、四川、铜梁,至1938年11月到成都。十六个月间学校四易其地,学生长途跋涉,栉风沐雨,艰苦备尝,均能安之若素。迁校期间,因前方作战部队缺乏,十一、十二及十三期先后提前毕业,且于沿途在各地招收十四、十五两期学生。黄埔军校在抗日战争中成了培养抗日官兵的大本营。各期毕业生都一律开赴抗日前线参战。抗战胜利后,实行军校改制,于1946年元旦后改名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名义上国有化隶属陆军总部,校长蒋介石改任名誉校长,由关麟征升任校长。
  1947年,孙立人在台湾奉命训练新军,决定在高雄凤山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军官训练班,直属成都本校,这便是通常所说的第十分校。
  1949年12月,蒋介石下令将台湾籍学生和国民党高官政要的子弟200余人空运到台湾。当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成都,学校停办,共办23期。
  1926~1949年。从第一期到第二十三期,军校共培养32万各级军官。其中1924年到1929年共培养了七期13000余人。这些人中的多数形成了国民党中央军的骨干“黄埔系”。
  1927年4月至1937年7月,是“黄埔系”的初步形成时期。在抗战时期,“黄埔系”全面形成,其骨干纷纷当上了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乃至战区司令长官,从而完成了“黄埔系”在军界的接班部署。后来居上的黄埔一期生杜聿明(时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以悍将著称的黄埔第三期领跑者王耀武(时任第24集团军总司令)、职务“越跑越慢”的黄埔一期生郑洞国(时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在国民党空军系统内,黄埔生更是独占鳌头。抗战初期,为了培养更多的空军预备飞行人员,决定成立空军军士学校,出任教育长的是黄埔第一期的王叔铭。王曾于192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去苏联深造,1931年秋回国脱党转投蒋介石。1940年接替周志柔,长期担任中央空军学校教育长,国民党的空军人员大多出自其门下。
  1949年12月蒋介石及其所谓“中华民国”政府迁居台湾台北市,其后1950年3月1日蒋代表国民党政府宣布:“陆军官校,为革命军基本人才培植的基地,与建军建国的前途有莫大之关系,早就应该恢复。校长一职,不能以任何人兼任,所以在校长人选未定之前,军校的名称不愿恢复。这次任命罗友伦同志为校长,正式恢复军校。”同年10月,黄埔军校以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军官训练班所在的台湾高雄县凤山市维武路1号以“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的名称被重新建立,并续办第二十四期作为黄埔军校的继续,学校现占地面积173公顷。至2004年已办至七十三期,现任校长是陈良沛将军。另外“中国陆军军官学校”是迁往台湾十二座在台复校的大陆大学之一。
  1924年,在国共两党首度携手合作、国民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孙中山先生高瞻远瞩,视“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国大本”,在广州亲手创办了一文一武两所学堂国立广东大学(今天的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建校时的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其校址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岛,简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建立的目的是为国民革命训练军官,孙中山先生希望通过创建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曾致词:我们开办这个学校,要用里面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创立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才能成功。尔后其学员成为国民政府北伐统一中国的主要军力。1946年行宪之后中国国民党名义上移交军队于国家后改称“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至今。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创办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其影响之深远,作用之巨大,名声之显赫,都是始料所不及的。
  黄埔军校建立以来,以孙中山的“创造革命军队,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以“亲爱精诚”为校训;以培养军事与政治人才,组成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实行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国民大革命为目的。一方面积极进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育;一方面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军校采用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针,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广大黄埔师生在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黄埔军校自1924年6月在广州创办到1949年底迁往台湾地区高雄凤山,在大陆共办了二十三期,在台续办至今已七十八期,在大陆时期其毕业生包括各分校、训练班在内,计有41386人。名将辈出,战功显赫,扬威中外,影响深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显赫地位。而昔日的黄埔军校旧址于1988年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黄埔军校机构设置:大陆时期:军校由六个部门组成:政治、教育、训练、管理、医学和补给。军校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宪兵、政治等科

迁台时期 :大学部研究发展中心 土木系 机械系 管科系 外文系 物理系 化学系 电机系、资讯系 政治系 通识教育中心 军事管理科学研究中心

首战大捷

  平定商团叛乱是黄埔军校建校以来的第一战。1924年秋,英国汇丰银行广东分行买办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组织反动武装商团军,自任总长,策划商团军叛乱,妄图推翻革命政权。孙中山平定了商团叛乱。
  1924年,孙中山准备再次北伐。商团与革命政府的矛盾日益尖锐。商团设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武装商团军,陈廉伯自任总司令。陈是一个英国籍的汇丰银行支行的买办,向来仇视革命。陈加快通过汇丰银行走私预订军火的进程。1924年8月10日,运载共计9841支枪、337万多发子弹的走私军火的货轮抵达广州,被国民政府全部扣押。陈于8月12日宣布罢市,要挟孙中山发还军火。他还与陈炯明勾结,准备进攻广州。为了给陈廉伯打气,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翟比南通告革命政府:“如遇中国当局向城市开火时,英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之。”对此,孙中山发表《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并致电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提出严重抗议。陈廉伯再度下令全市总罢市,直到酿就“双十惨案”。
  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商团军向参加双十节游行、反对商团的民众开枪,发动了武装叛乱。14日,孙中山下令蒋介石指挥平定商团叛乱,各部悉数归蒋指挥。孙发电文给蒋“立即起义杀敌绝无反顾”。当夜,黄埔建校以来的第一仗正式打响。蒋介石率领黄埔学生及各军将商团分割包围,并施以火攻。日出时,革命政府军队攻占西关商团总部,商团军溃败。黄埔弟子军初显威力。16日,商团正式乞和,政府下令通缉陈廉伯等人。缴获的武器,被用于武装黄埔教导团。

招入学生

  1924年3月27日军校举行第一期新生入学考试,4月28日放榜,录取学生编成4个队。11月30日第一期学生考试完毕。1925年6月25日补行毕业典礼,共645人毕业。
  1924年8月14日军校举行第二期新生入学考试。11月19日,湘军讲武堂学生158人并入该校,编为第六队。1925年9月6日毕业,计449人。
  1924年10月1日第三期开学,共分9个队与1个骑兵队,不分科目。1926年1月17日毕业,计1233人。
  1926年3月8日第四期开学,分步兵科、炮兵科、工兵科、经理科、政治科,共5个科 。10月4日毕业,计2654人。
  1926年8月第五期开学,所分科目同第四期。1927年7月20日转至南京学习,8月15日毕业,计2418人。
  第六期分为广州黄埔和南京两地学习。
  1926年11月黄埔地区开学,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原4400人只留800余人。1929年2月24日 毕业者为718人。1928年3月南京地区开学,开学后后收纳武汉分校、长沙分校、福建陆军干部学校学生共同学习。共计2269名,1929年5月15日毕业。本期学员计3634人。
  第七期也分为广州黄埔和南京两地学习。
第七期黄埔部分因蒋介石下野曾一度中断学习。1928年5月复课。1930年9月26日毕业 ,计666人。南京部分于1929年3月16日开学,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4科。1929年12 月28日毕业,计852人。
  1930年5月第八期招生,1931年采用德式教育。1932年3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八期学生并入后分两个总队(武汉分校学生为第二总队)。1933年5月20日第一总队学生毕业,计305人 。11月25日第二总队学生毕业,计1240人。
  1931年3月6日第九期学生入学(自该期起开始向黄河南北、边疆等地招生)。1934年5月毕业,计654人。
  第十期学生分为两批,第一批1933年7月15日 ,第二批1933年8月入学,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交通5个科。第一批于1936年6月16日毕业,共计940人。第二批于1937年1月毕业,计621人。
  第十一期于1934年9月开学,编为两个入伍生团。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交通5个科。1937年8月28日第一团学生毕业,计605人。10月25日,第二团毕业,计664人。
  1935年9月28日第十二期学生入校。11月11日并入要塞炮校学生。分步兵、炮兵、工兵、通信兵4个科。因抗战需要,该期学生提前于1938年1月20日毕业,计740人。
  1936年8月在南京招收第十三期学生。1938年9月16日于四川铜梁毕业,计1412人。
  第十四期学生于1937年秋、冬分别入校,分3个总队。第一总队于1938年11月毕业于 四川铜梁,计669人。第二总队于1939年9月毕业于四川铜梁,计1510。第六总队于1939年1月毕业成都,计1520人。
  1938年1月第十五期学生入校。1940年7月21日于成都毕业,计1559人。另外代训空军学生272人。
  第十六期学生分3个总队。第一总队于1938年10月入校,1940年12月毕业,计1597人,代训空军学生97人。第二总队于1939年1月入校,受训铜梁,1939年10月于铜梁毕业, 计1629人。第三总队于1939年春入校。1940年4月毕业于成都北校场,计1165人。
  第十七期学生分3个总队。第一总队于1940年4月15日开学。1942年4月毕业于成都北校场,计1527人。第二总队于1940年5月6日开学。1941年11月20日毕业于铜梁,计1374人。第三总队于1940年7月13日开学,1942年2月15日毕业于成都北校场,计1030人。
  第十八期学生分2个总队。第一总队于1941年4月1日入伍。1943年2月毕业于成都北校场,计1600人。第二总队于1941年11月25日入伍。1943年10月8日毕业于成都南校场,计1237人。
  第十九期学生于1942年5月入伍,分为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特别班、辎重兵、通信兵7个科。1945年4月14日毕业于成都西校场,计902人。
  第二十期学生于1944年3月20日入伍,分步兵、骑兵、炮兵、通信兵、辎重兵、工兵6 个科。1946年春并广西6分校学生入校。1946年12月25日毕业于成都北校场,计1116人。
  第二十一期学生于1945年1月3日在成都入伍,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战车兵7个科。其中战车兵科于成立较晚,延长1学期毕业。1947年12月25日毕业,计2219人。
  第二十二期学生于1948年7月7日在双流入伍,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 通信兵6个科。1949年2月12日毕业,计1538人。
第二十三期学生于1949年初入学,年底解放军兵临成都,该期学生提前于12月4日毕业。除少数师生空运台湾,其余被歼。


初期教员

国民党员

蒋介石:首任校长
廖仲恺:曾任国民党代表
李宗仁:曾任校务委员,南宁分校总负责人
陈诚: 曾任军校军事教官、校长办公厅特别官佐
李济深:曾任教练部主任
邓演达:曾任教练部副主任兼总队长;教育长;武汉分校代校长
汪精卫:曾任国民党代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顾祝同:曾任战术教官,管理部主任
曾泽寰:曾任教官,教育长
陈继承:曾任教官,教育长
陈果夫:曾任招生委员会委员
刘峙: 曾任战术教官
严重: 曾任学生总队长
蒋鼎文:曾任学生队区队长
白崇禧:曾任校务委员
缪斌: 曾任政治教官
王柏龄:曾任教授部主任
戴季陶:曾任政治部主任
邵元冲:曾任政治部主任
林振雄:曾任管理部主任
周骏彦:曾任军需部主任
俞飞鹏:曾任军需部副主任
宋荣昌:曾任军医部主任
李其芳:曾任军医部副主任
杜景祺:曾任军医部主任
何应钦:曾任战术总教官;教育长;潮汕分校校长兼教育长
胡谦: 曾任教育长
王柏龄:曾任教育长
钱大钧:曾任兵器教官,参谋处长
石醉六:曾任长沙分校分校校长
顾孟余:曾任武汉分校校务委员
徐谦: 曾任武汉分校校务委员
方鼎英:曾任伍生部主任、教育长
张治中:曾任武汉分校教育长,南京中央军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
邵力子:曾任校长办公厅秘书长、政治部主任
程潜: 曾任校务委员,长沙分校校务委员会主任
林熏南:黄埔军校一期教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广东省防空副司令。
邝鄘: 政治部宣传科委员、政治部教官

中共党员

周恩来:曾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叶剑英:曾任教授部副主任
张申府:曾任政治部副主任
周佛海:曾任政治部主任
包惠僧:曾任政治部主任
熊雄: 曾任政治部主任
聂荣臻:曾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
鲁易: 曾任政治部秘书
恽代英:曾任总政治教官;武汉分校校务委员
夏曦: 曾任长沙分校政治部主任
项英: 曾任武汉分校政治教官
阳翰笙:曾任政治部秘书,中共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总支书记
陈毅: 曾任武汉分校政治部文书、中共武汉分校校党委书记
董必武:曾任武汉分校校务委员
陈潭秋:曾任武汉分校政治教官
李达: 曾任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代理政治总教官
郭沫若:曾任政治部教官
毛泽覃:曾任政治部科员
瞿秋白:曾任政治教官
张秋人:曾任政治教官
萧楚女:曾任政治教官
张国焘:曾任武汉分校政治教官
高语罕:曾任政治教官

其他教员

许德珩:曾任武汉分校政治教官
章伯钧:曾任武汉分校政治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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